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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布尔加科夫身边的斯大林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3年后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要求肃清和纠正个人崇拜的流毒，相当大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也对其在世时犯下的错误作出了激烈的批判。报告中写道：“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无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 又写道，“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
对缺乏政治斗争体验的西方观众而言，这一切是陌生的，不过，2012年度劳伦斯·奥利弗戏剧奖（Laurence Olivier Awards）的最佳新剧奖获奖作品、去年英国国家剧院上演的新戏《合作者》（The Collaborators）倒是让他们在剧场感受了一番“警惕枕边人”的感官刺激。
一个匪夷所思的契约
奥利弗戏剧奖是英国最重要的戏剧大奖，表彰在伦敦西区和伦敦其他主流剧院所上演的杰出的商业作品，相当于美国百老汇的托尼奖。最近几年事业起色不大的英国电影编剧约翰·霍奇（John Hodge）曾以《猜火车》、《标心者》、《海滩》等一系列电影剧作为观众所熟知，《合作者》则是他的戏剧处女作。
《合作者》的阵容强大：以饰演莎翁笔下人物见长的西蒙·罗素·比尔（Simon Russell Beale）和阿历克斯·杰宁斯（Alex Jennings）这两位英国舞台上资深的角儿分别饰演斯大林和布尔加科夫。尼可拉斯·海特纳（Nicholas Hytner）的执导和国家剧院的制作班底也提供了一定的质量保证。而令本剧在与其他几个重头戏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恐怕要属它的故事情节了。这个天马行空的剧本将真实般的历史杜撰、随心所欲的暧昧与幽默、以及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舞台转换糅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铁腕人物与艺术家共谋的政治讽刺幻想。这个题材对欧洲观众来说应该并不陌生。1998年，西班牙剧作家胡安·马约尔加 （Juan Mayorga）完成心理剧《致斯大林的情书》 （Cartas de amor a Stalin），也是通过布尔加科夫与斯大林的微妙关系讨论艺术与政治对立而共生的关系。剧中的斯大林是布尔加科夫内心视象的外化，并逐渐成为作家内心挣扎、自省，甚至沉溺的对象。与《情书》路线迥然不同，在《合作者》这个论证艺术与政治归根结底无法完美结合的寓言中，霍奇提醒我们要警惕“睡在布尔加科夫身边的斯大林”—一个既魅力十足又冷酷铁腕的特定年代的领袖。
说到“睡在身边”，《合作者》从布尔加科夫的一场恶梦开场：梦中的他发现自己在狭小简陋的公寓中被忽然出现的斯大林追杀。领袖手中挥舞着打字机，而作家则在逃窜中瘫倒在地。
历史上，1930年代前后的布尔加科夫的确活在一场无休止的恶梦里。由他的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的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在1926年上演后，虽场场爆满却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苏联剧目管理委员会斥责鞭挞的对象，作家本人亦被视为文学界具有新资产阶级性质和右倾危险的代表。 他自1927年起构思的剧本《逃亡》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接受排演后，再度被审查部门判定为白卫军做辩护或半辩护的作品，在首演前夕被禁。在这之后，他所有的剧本基本上不得演出，任何作品也都不会通过审查。以至于他在日后撰写长篇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过程中，完全将出版、名誉、收入统统抛之脑后，只为了使命而写，为了写而写……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在1930年给政府写下一封信，要求获得一份在剧院工作的权利：任何工种皆可，“只要处置就行！”若干天后斯大林亲自回电，为布尔加科夫安排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助理导演的职位，从某种角度延续了作家的艺术生命。
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经过霍奇的处理，构成了《合作者》的大背景。而剧中那场具有默片喜剧风格的追杀梦境，除了烘托出肃反运动前后诸如布尔加科夫这样拒绝合作的知识分子的危险境遇，也含蓄地提醒着观众：这个坚持独立人格和创作自由意志的作家尚未意识到一个真切的梦魇早已悄悄踏入他的生活。
剧中，此时的布尔加科夫身体每况愈下，而新戏《莫里哀》的首演成功仍令他振奋不已。 演出结束当晚，NKVD（苏联内卫军）秘密警察造访，“邀请”作家用4周的时间为斯大林60岁诞辰写部应景的主旋律。警察劝他要知恩图报，又提醒他，倘若拒绝这个邀请，排演3年的《莫里哀》立刻禁演，妻子伊莲娜的安全也将不保。没有太多选择的作家顺着一通神秘电话的指引前往一个地窖，谜一般的领袖自然在那里等候。“15遍啊，” 为作家的才华所深深折服的斯大林反复念叨着，“你写的《白卫军》我看了15遍 ！” 接下来，领袖请求和作家做个换位思维的游戏。一方面他自告奋勇地替作家撰写命题剧本《年轻的约瑟夫》，另一方面他邀请作家批注政治局文件，鼓励他积极参与政治决策和政务治理。
与其说因屈服而“交易”，不如说布尔加科夫确实对艺术者与铁腕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拒斥反感，又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对其进一步探讨。在历史上，布尔加科夫的这种尝试无论从他刻画路易十四和宫廷戏班总管莫里哀的剧本中、表现普希金与尼古拉一世之间关系的《最后的日子》，还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剧本—描写青年革命者斯大林的《巴统》—都可略见一斑。
这个荒诞不经的契约于是成立了。一方面，斯大林激情澎湃地追忆青春，在自传体文本《年轻的约瑟夫》中展现着一个年轻强硬不畏暴力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在领导格鲁吉亚巴统地区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逐渐成长的革命领袖形象。在以超现实手法分割出的舞台场域中 （split scene），《年轻的约瑟夫》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一连串以传奇作为美学标准的滑稽戏（slapstick）令观众捧腹。另一方面，领袖和作家促膝谈心，引导着他在治国之道上做些基本判断：比如说，在苏联从农业国转变为自行生产必需装备的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是农民下周的面包重要，还是城市工业化明年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材料供应更重要。作家喝着领袖的伏特加，想像着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郑重地在文件上批写着。当翻阅到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自供”的文件时，“有病态疑心”的斯大林反倒因发现这宗企图颠覆他的“阴谋”而内心受到强烈震动；同情他的布尔加科夫对这种来自于“最亲密和忠诚的战友”的背叛感到愤怒，批下“继续审查”的字样。 由此，一个历史上曾被法捷耶夫评价为“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没有政治谎言包袱”的布尔加科夫，在幻想中成为铁腕人物心甘情愿的合作者。历史与幻想交织的《合作者》勾勒出一个大时代激情与冷酷的并存。
剧中，斯大林/布尔加科夫合作的剧本为苏联革命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建构添加了一个篇章，而他们合作签署的一纸纸批文承载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威慑力，将苏联工业现代化之壮志豪情落实在国家经济计划中，也将若干生命从这个世界中悄悄地清洗掉。
在剧终一场，剧中剧的莫里哀出演着他的舞台绝唱—《无病呻吟》，着长袍戴面具的意大利即兴喜剧的歌队在昏暗的灯光下齐唱：“答得好答得妙，够资格跨进我们的门槛”，愧疚、绝望且病入膏肓的布尔加科夫斜倚在床榻上回想着这场荒谬的合作。
合作于“后冷战的冷战”
霍奇撰写《合作者》的直接灵感来自于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赛伯格·蒙特福尔（Simon Sebag Montefiore） 2008年的《年轻的斯大林》（Young Stali）—一部以呈现斯大林年轻时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丰富的生活细节而颇受西方关注的传记作品。原本计划将《年轻的斯大林》改编为电影剧本的霍奇在结构上无法作出有效的调整和精简，索性将原著改成了添加诸多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戏剧剧本。从《合作者》不难看出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统》和《莫里哀》的情境、细节及人物关系；它也隐约含有几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味道。
然而，无论蒙特福尔还是霍奇都并没有为斯大林翻案的愿望。而霍奇在采访中坦言，他在创作中更看重的是斯大林身上令人又爱又恨的戏剧效果。看来那铁腕人物和有良知的艺术家之间的“猫抓老鼠”般的动态效果成了这出戏最好的佐料。可是，在“历史终结”之后，当对峙性的非白即黑的冷战主流表述已过时的今天，为何要把斯大林挖出来再批斗一次呢？
从1999年到今天，大概无人会忽视普京作为俄罗斯新一代精神领袖和执政者的掌控局势的能力和强势风格。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几经起伏，饱尝了后冷战时期的种种忍辱负重。而在普京今天“牢牢掌控下”的俄罗斯，主要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飞涨而重新跨入世界十大经济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在发展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主权价值观念等若干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的大国。在担当着民族复兴之大业并牢牢把握其崛起所需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进行着各种利益交换，又不免时不时和它们在外交上、军事上磕磕碰碰，再度对后冷战的欧洲秩序构成挑战，令对手如坐针毡。这个被自己的民众认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欧亚大国”，这个被普京定义为坚持走有特色的民主道路的俄罗斯似乎让西方更加难琢磨。
蒙特福尔就对几年前俄攻入格鲁吉亚以及在普京施压下俄罗斯新教科书为斯大林的“平反”颇有微词。他显然把普京看作沙皇帝国和斯大林时代的忠实继承者：“斯大林拥有东欧，而普京拥有石油与天然气的帝国。这两位向来自信满盈，且对西方不怀好意。”正如很多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俄罗斯愈发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就越发反西方。“克里姆林宫，”蒙特福尔补充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蒙特福尔一本《年轻的斯大林》抛弃了以往叙述这位铁腕人物的陈词滥调，寻找着斯大林年轻时的坎坷经历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本质之间的联系。
在相似的逻辑下，《合作者》也突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塑造一个亦神亦魔的魅力人物。与其说这些西方文化书写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不如说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中折射了一场重新站起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在又一轮“后冷战的冷战”中未可知的博弈。
在历史上，从“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同志摸爬滚打着在肃反中幸存后对其“清算”起，到普京政府在新的教科书中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俄罗斯又走过将近60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3年后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要求肃清和纠正个人崇拜的流毒，相当大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也对其在世时犯下的错误作出了激烈的批判。报告中写道：“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无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 又写道，“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
对缺乏政治斗争体验的西方观众而言，这一切是陌生的，不过，2012年度劳伦斯·奥利弗戏剧奖（Laurence Olivier Awards）的最佳新剧奖获奖作品、去年英国国家剧院上演的新戏《合作者》（The Collaborators）倒是让他们在剧场感受了一番“警惕枕边人”的感官刺激。
一个匪夷所思的契约
奥利弗戏剧奖是英国最重要的戏剧大奖，表彰在伦敦西区和伦敦其他主流剧院所上演的杰出的商业作品，相当于美国百老汇的托尼奖。最近几年事业起色不大的英国电影编剧约翰·霍奇（John Hodge）曾以《猜火车》、《标心者》、《海滩》等一系列电影剧作为观众所熟知，《合作者》则是他的戏剧处女作。
《合作者》的阵容强大：以饰演莎翁笔下人物见长的西蒙·罗素·比尔（Simon Russell Beale）和阿历克斯·杰宁斯（Alex Jennings）这两位英国舞台上资深的角儿分别饰演斯大林和布尔加科夫。尼可拉斯·海特纳（Nicholas Hytner）的执导和国家剧院的制作班底也提供了一定的质量保证。而令本剧在与其他几个重头戏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恐怕要属它的故事情节了。这个天马行空的剧本将真实般的历史杜撰、随心所欲的暧昧与幽默、以及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舞台转换糅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铁腕人物与艺术家共谋的政治讽刺幻想。这个题材对欧洲观众来说应该并不陌生。1998年，西班牙剧作家胡安·马约尔加 （Juan Mayorga）完成心理剧《致斯大林的情书》 （Cartas de amor a Stalin），也是通过布尔加科夫与斯大林的微妙关系讨论艺术与政治对立而共生的关系。剧中的斯大林是布尔加科夫内心视象的外化，并逐渐成为作家内心挣扎、自省，甚至沉溺的对象。与《情书》路线迥然不同，在《合作者》这个论证艺术与政治归根结底无法完美结合的寓言中，霍奇提醒我们要警惕“睡在布尔加科夫身边的斯大林”—一个既魅力十足又冷酷铁腕的特定年代的领袖。
说到“睡在身边”，《合作者》从布尔加科夫的一场恶梦开场：梦中的他发现自己在狭小简陋的公寓中被忽然出现的斯大林追杀。领袖手中挥舞着打字机，而作家则在逃窜中瘫倒在地。
历史上，1930年代前后的布尔加科夫的确活在一场无休止的恶梦里。由他的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的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在1926年上演后，虽场场爆满却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苏联剧目管理委员会斥责鞭挞的对象，作家本人亦被视为文学界具有新资产阶级性质和右倾危险的代表。 他自1927年起构思的剧本《逃亡》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接受排演后，再度被审查部门判定为白卫军做辩护或半辩护的作品，在首演前夕被禁。在这之后，他所有的剧本基本上不得演出，任何作品也都不会通过审查。以至于他在日后撰写长篇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过程中，完全将出版、名誉、收入统统抛之脑后，只为了使命而写，为了写而写……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在1930年给政府写下一封信，要求获得一份在剧院工作的权利：任何工种皆可，“只要处置就行！”若干天后斯大林亲自回电，为布尔加科夫安排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助理导演的职位，从某种角度延续了作家的艺术生命。
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经过霍奇的处理，构成了《合作者》的大背景。而剧中那场具有默片喜剧风格的追杀梦境，除了烘托出肃反运动前后诸如布尔加科夫这样拒绝合作的知识分子的危险境遇，也含蓄地提醒着观众：这个坚持独立人格和创作自由意志的作家尚未意识到一个真切的梦魇早已悄悄踏入他的生活。
剧中，此时的布尔加科夫身体每况愈下，而新戏《莫里哀》的首演成功仍令他振奋不已。 演出结束当晚，NKVD（苏联内卫军）秘密警察造访，“邀请”作家用4周的时间为斯大林60岁诞辰写部应景的主旋律。警察劝他要知恩图报，又提醒他，倘若拒绝这个邀请，排演3年的《莫里哀》立刻禁演，妻子伊莲娜的安全也将不保。没有太多选择的作家顺着一通神秘电话的指引前往一个地窖，谜一般的领袖自然在那里等候。“15遍啊，” 为作家的才华所深深折服的斯大林反复念叨着，“你写的《白卫军》我看了15遍 ！” 接下来，领袖请求和作家做个换位思维的游戏。一方面他自告奋勇地替作家撰写命题剧本《年轻的约瑟夫》，另一方面他邀请作家批注政治局文件，鼓励他积极参与政治决策和政务治理。
与其说因屈服而“交易”，不如说布尔加科夫确实对艺术者与铁腕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拒斥反感，又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对其进一步探讨。在历史上，布尔加科夫的这种尝试无论从他刻画路易十四和宫廷戏班总管莫里哀的剧本中、表现普希金与尼古拉一世之间关系的《最后的日子》，还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剧本—描写青年革命者斯大林的《巴统》—都可略见一斑。
这个荒诞不经的契约于是成立了。一方面，斯大林激情澎湃地追忆青春，在自传体文本《年轻的约瑟夫》中展现着一个年轻强硬不畏暴力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在领导格鲁吉亚巴统地区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逐渐成长的革命领袖形象。在以超现实手法分割出的舞台场域中 （split scene），《年轻的约瑟夫》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一连串以传奇作为美学标准的滑稽戏（slapstick）令观众捧腹。另一方面，领袖和作家促膝谈心，引导着他在治国之道上做些基本判断：比如说，在苏联从农业国转变为自行生产必需装备的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是农民下周的面包重要，还是城市工业化明年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材料供应更重要。作家喝着领袖的伏特加，想像着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郑重地在文件上批写着。当翻阅到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自供”的文件时，“有病态疑心”的斯大林反倒因发现这宗企图颠覆他的“阴谋”而内心受到强烈震动；同情他的布尔加科夫对这种来自于“最亲密和忠诚的战友”的背叛感到愤怒，批下“继续审查”的字样。 由此，一个历史上曾被法捷耶夫评价为“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没有政治谎言包袱”的布尔加科夫，在幻想中成为铁腕人物心甘情愿的合作者。历史与幻想交织的《合作者》勾勒出一个大时代激情与冷酷的并存。
剧中，斯大林/布尔加科夫合作的剧本为苏联革命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建构添加了一个篇章，而他们合作签署的一纸纸批文承载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威慑力，将苏联工业现代化之壮志豪情落实在国家经济计划中，也将若干生命从这个世界中悄悄地清洗掉。
在剧终一场，剧中剧的莫里哀出演着他的舞台绝唱—《无病呻吟》，着长袍戴面具的意大利即兴喜剧的歌队在昏暗的灯光下齐唱：“答得好答得妙，够资格跨进我们的门槛”，愧疚、绝望且病入膏肓的布尔加科夫斜倚在床榻上回想着这场荒谬的合作。
合作于“后冷战的冷战”
霍奇撰写《合作者》的直接灵感来自于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赛伯格·蒙特福尔（Simon Sebag Montefiore） 2008年的《年轻的斯大林》（Young Stali）—一部以呈现斯大林年轻时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丰富的生活细节而颇受西方关注的传记作品。原本计划将《年轻的斯大林》改编为电影剧本的霍奇在结构上无法作出有效的调整和精简，索性将原著改成了添加诸多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戏剧剧本。从《合作者》不难看出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统》和《莫里哀》的情境、细节及人物关系；它也隐约含有几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味道。
然而，无论蒙特福尔还是霍奇都并没有为斯大林翻案的愿望。而霍奇在采访中坦言，他在创作中更看重的是斯大林身上令人又爱又恨的戏剧效果。看来那铁腕人物和有良知的艺术家之间的“猫抓老鼠”般的动态效果成了这出戏最好的佐料。可是，在“历史终结”之后，当对峙性的非白即黑的冷战主流表述已过时的今天，为何要把斯大林挖出来再批斗一次呢？
从1999年到今天，大概无人会忽视普京作为俄罗斯新一代精神领袖和执政者的掌控局势的能力和强势风格。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几经起伏，饱尝了后冷战时期的种种忍辱负重。而在普京今天“牢牢掌控下”的俄罗斯，主要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飞涨而重新跨入世界十大经济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在发展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主权价值观念等若干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的大国。在担当着民族复兴之大业并牢牢把握其崛起所需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进行着各种利益交换，又不免时不时和它们在外交上、军事上磕磕碰碰，再度对后冷战的欧洲秩序构成挑战，令对手如坐针毡。这个被自己的民众认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欧亚大国”，这个被普京定义为坚持走有特色的民主道路的俄罗斯似乎让西方更加难琢磨。
蒙特福尔就对几年前俄攻入格鲁吉亚以及在普京施压下俄罗斯新教科书为斯大林的“平反”颇有微词。他显然把普京看作沙皇帝国和斯大林时代的忠实继承者：“斯大林拥有东欧，而普京拥有石油与天然气的帝国。这两位向来自信满盈，且对西方不怀好意。”正如很多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俄罗斯愈发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就越发反西方。“克里姆林宫，”蒙特福尔补充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蒙特福尔一本《年轻的斯大林》抛弃了以往叙述这位铁腕人物的陈词滥调，寻找着斯大林年轻时的坎坷经历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本质之间的联系。
在相似的逻辑下，《合作者》也突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塑造一个亦神亦魔的魅力人物。与其说这些西方文化书写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不如说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中折射了一场重新站起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在又一轮“后冷战的冷战”中未可知的博弈。
在历史上，从“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同志摸爬滚打着在肃反中幸存后对其“清算”起，到普京政府在新的教科书中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俄罗斯又走过将近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