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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下了中国第一本关于母亲教育的著作《发现母亲》;他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母亲教育研究所;他指导了中国第一个母亲教育研究生;他主持的《发现母亲文库》十年来发行量达数百万册;他组织的专家报告会每年达千余场之多……在这样一个激情年代,有理想的人很多 ,但像他那样执著并激情胜出的人却不多。在六卷本《发现母亲(实践本)》推出之际,我们采访了王东华教授。
记者:您的《发现母亲》据说1999年出版时曾引起过社会上的一片质疑声,现在却成为近十年中国图书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双效畅销书,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王东华:当时社会上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是因为对中国家庭教育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是因为对女性定位错误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当时第一批独生子女刚进入大学,许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所以人们指责它。可是不久,中考问题、小升初问题、网瘾问题、留学垃圾问题等等一个一个地接着出现,把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暴露无遗。现在最受欢迎的书就是家教图书而不是教辅了,最受欢迎的报告就是家教报告而不是其它了。所以,是时代选择了《发现母亲》,没有时代的需求,写得再好也不会引起社会重视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母亲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石,人们认识到了母亲教育的重要意义,也就接受了这样一本书。
记者:您在母亲教育领域已经走过十年,这十年里,母亲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王东华:经过十年的发展,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母亲教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谈话的内容,全国妇联大力支持,天津市妇联、湖南省妇联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顾秀莲同志批示“母亲教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而韦穗同志更是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要将母亲教育纳入基本国策,至于民间组织就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
尽管如此,全社会的重视程度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仍然不够:随着家庭教育问题从夏斐事件、徐力事件的个体事件到由此引发的贵州瓮安事件、杭州飚车事件的群体事件,从亲子间的意外致亡事件到李磊的蓄意灭门事件,中国的家教问题只是拉开了帷幕,二三十年以后将会全面爆发,这种猝不及防的态势会让我们全社会越来越瞠目结舌。
所以,人们认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的时间也许还没有到来,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而现在这本书的畅销十年就是一个好的证明。
记者:据了解,对《发现母亲》反应最强烈的倒不是家长而是老师,尤其是一些中小学、幼儿园的校长,是这样的吗?
王东华:的确这样,这本书出版后,反应最强烈的就是老师们,尤其是一些爱读书的校长们。著名语文特级老师、全国十大读书人物高万祥校长不断推荐。2008年中国教育报的读书人物又向全国教育界推荐,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
为什么老师们反响更强烈呢?一方面是老师们爱读书,而这本书谈的又是教育,所以很容易引发共鸣。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要和家庭教育配合好才有好效果,5—2= 0,让不少老师和校长对家庭教育的糟糕状况摇头不已,最后迫不得已组织家长们学习。
重庆有一所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高档幼儿园,一些家长给孩子报名交了学费之后就说“孩子就交给你们了,教不好我就找你们”,园长听到这话就说:你别送孩子到我们这里吧,因为你的这种观念就会妨碍教育孩子。后来,孩子一进校,就组织家长们学习《发现母亲》,几年下来的结果是孩子出了问题,家长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学校的,所以即使孩子到了初中,他们仍是好朋友。孩子教育的主战场是在家庭而不是学校,当家长们认识到这一点后,会更加积极地教育孩子,所以孩子在学校非常好教。
所以说,一所好的学校,不仅要有好的校长,要有好的老师,要有好的学生,更要有好的家长。好家长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学校组织学习提高家长们的“执政”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是很多学校组织家长学习《发现母亲》的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最近您又推出了《发现母亲》的实践本,将这些个案以实践本的名义推出,您的用意是在什么地方?
王东华:十年前,在《发现母亲》的跋中我就说明了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物详加研究,仔细分析一番他们是如何成才的,力争将这部书写成一本成长的“教育谱”,通过对这些人才成长的“复盘”,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更加健康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地成长。我甚至在当时将这本书定为《家教通鉴》。
而在这十年当中,我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上千名极优秀的父母,像沈丽萍、苏杭、雷运娇、吴章鸿、万选蓉、李振霞等优秀母亲,像周弘、蔡笑晚、钟沛、顾今昔等优秀父亲。这些人虽然都极平凡,但他们善学知教,在教子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探索。我们也相继出版了《感动中国的十大母亲》、《中国家长教子书》等书,现在我们把这些个案集中在一起,以实践本的名义推出,相信这些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教子经验,会给更多的父母以极大的启发。
记者:据了解,有不少专家对家教个案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样的案例会误导家长,因为孩子一人一个样,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东华: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虽然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但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很多共性的东西,如果连这些共性的东西都不去借鉴和探讨的话,都要靠我们的家长们一个一个地“试错”解决,家长和孩子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未免也就太大了。
家庭教育是一种很特别的教育,就像企业管理一样,不仅要有原理性的东西,更要有实践性的东西。家教专家和优秀父母的关系,正如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关系一样,一个是理论性的,一个是实践性的,两者缺一不可。松下幸之助、韦尔奇等都是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同中国企业、世界各国企业的不同要比两国家庭教育的不同大得多,为什么他们的经验被全世界的企业家奉为圭臬,难道各国的企业家们不知道可能会被“误导”吗?
所以在哈佛这样的地方,对于企业管理,他们更看重案例教学:没有特殊性就没有一般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当前的家教案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经过整理后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了。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着力进行这类家教个案的收集与整理。
记者:有不少人会这样想,做父母、教孩子需要看这么多书吗?特别是这样的六大卷实践本,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东华:首先,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当下,而是希望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当人们面对这些能够反映和代表一个时代的家教案例时,能够由衷地感谢我们保存了这么好的一段历史,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我们现在工作的最大肯定了!
其次,只有大量地分析个案,才能得到共性的东西,这次六本书的书名,就是我在同这些优秀父母交流中感受到的最突出的几点,也是我在讲课时最爱讲的六句话。
第三,我们做这样的个案不是为普通父母做的,而是为从事家庭教育的专业人士做的,当然,由于这样的个案非常生动,也适合一般父母阅读,可以把它当成传奇故事书来读。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个人的想法,那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给为官的人读的,是一部大书,是值得为官的每一个人读的,甚至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读的。我们能够赞同那些当官不必读这书的说法吗?
为官和为人父母一样,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多读些书有什么不好的呢?
记者:您的《发现母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个版本了,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这五个版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王东华:十年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0万字的上下两卷本《发现母亲》,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全的一个版本,遗憾的是市场上早已看不到了。之后考虑社会的需求和大家的阅读心理,选择了比较适合普通父母阅读的部分(主要是下卷的部分),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但还是有不少读者认为太厚,不容易读下去,所以人民出版社又将其中的一部分——导论部分——出了精华本。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图文版是和修订版对应的,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加了相应的图片和说明,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更轻松。
对于这几个版本,我觉得可以先读精华本,如果认为值得更进一步了解,再去根据自己的阅读喜好去读修订本或图文本。如果有了修订本尤其是有了图文本,就不要去购精华本了,因为精华本里的内容和图片几乎和图文本里的一样。
至于实践本,则同以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我甚至认为更值得父母们去阅读,因为这些个案更鲜活更有趣更容易引起父母们的共鸣。
记者:据我所知,以“王东华母亲教育”为品牌的系列丛书不久也将面世,您是如何考虑推出这个新系列的?
王东华:过去我们推出了不少家教方面的好书,也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系列过多,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所以这次整合资源,准备推出这样一个新的系列,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们喜欢。
记者:您领导的研究所十年里出了50余种家庭书籍,可是市场上却很少看到,与此同时,许多机构却出了大量的家庭教育的畅销书,对此您如何看待?
王东华:首先是感到高兴,之所以有那么多机构出版家庭教育方面的书,并且能够畅销,说明家庭教育正在得到大众的认可,大家都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图书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渠道的不畅通,让一本书只能发行区区几千册,所以一些文化公司以大量增加图书品种来求生存,把图书当成产品来生产,“如果不做几百种,做书做什么”,结果出了一大批“速朽”图书,而书店系统也迎合这种风气,过了两年的就下架,让一大批好书无法同读者见面。
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平均一年只出几本(下转第15页)(上接第2页)书,有时甚至只出一两本书,但每一本都深耕细作,“如果不能销三年,做书做什么”?所以在书店几乎看不到我们的书,我们的书绝大多数是通过直销渠道,通过对我们产生认同的销售者销售的。现在的网站销售更是救了我们,因为许多认可我们的读者正在超速推荐,让我非常感动。
记者:目前全国家庭教育研究方面还很薄弱,没有博士点,只有硕士点,而在这些有硕士点的学校,对这个点也不太重视。而您的学校好像恰恰相反,对此您又是怎么思考的呢?
王东华:世界各国高校的办学经验早已证明,全科性的综合性的大学只会是少数几所,更多的高校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学科。我们这个学校尽管在全国很多省区是按一本招生的,但严格说来还是一个三流的学校,我希望它能有一流的母亲教育研究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是我一个人能达到的,也不是一代人能达到的,但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做。
记者:您的《发现母亲》据说1999年出版时曾引起过社会上的一片质疑声,现在却成为近十年中国图书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双效畅销书,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王东华:当时社会上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是因为对中国家庭教育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是因为对女性定位错误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当时第一批独生子女刚进入大学,许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所以人们指责它。可是不久,中考问题、小升初问题、网瘾问题、留学垃圾问题等等一个一个地接着出现,把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暴露无遗。现在最受欢迎的书就是家教图书而不是教辅了,最受欢迎的报告就是家教报告而不是其它了。所以,是时代选择了《发现母亲》,没有时代的需求,写得再好也不会引起社会重视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母亲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石,人们认识到了母亲教育的重要意义,也就接受了这样一本书。
记者:您在母亲教育领域已经走过十年,这十年里,母亲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王东华:经过十年的发展,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母亲教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谈话的内容,全国妇联大力支持,天津市妇联、湖南省妇联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顾秀莲同志批示“母亲教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而韦穗同志更是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要将母亲教育纳入基本国策,至于民间组织就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
尽管如此,全社会的重视程度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仍然不够:随着家庭教育问题从夏斐事件、徐力事件的个体事件到由此引发的贵州瓮安事件、杭州飚车事件的群体事件,从亲子间的意外致亡事件到李磊的蓄意灭门事件,中国的家教问题只是拉开了帷幕,二三十年以后将会全面爆发,这种猝不及防的态势会让我们全社会越来越瞠目结舌。
所以,人们认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的时间也许还没有到来,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而现在这本书的畅销十年就是一个好的证明。
记者:据了解,对《发现母亲》反应最强烈的倒不是家长而是老师,尤其是一些中小学、幼儿园的校长,是这样的吗?
王东华:的确这样,这本书出版后,反应最强烈的就是老师们,尤其是一些爱读书的校长们。著名语文特级老师、全国十大读书人物高万祥校长不断推荐。2008年中国教育报的读书人物又向全国教育界推荐,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
为什么老师们反响更强烈呢?一方面是老师们爱读书,而这本书谈的又是教育,所以很容易引发共鸣。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要和家庭教育配合好才有好效果,5—2= 0,让不少老师和校长对家庭教育的糟糕状况摇头不已,最后迫不得已组织家长们学习。
重庆有一所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高档幼儿园,一些家长给孩子报名交了学费之后就说“孩子就交给你们了,教不好我就找你们”,园长听到这话就说:你别送孩子到我们这里吧,因为你的这种观念就会妨碍教育孩子。后来,孩子一进校,就组织家长们学习《发现母亲》,几年下来的结果是孩子出了问题,家长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学校的,所以即使孩子到了初中,他们仍是好朋友。孩子教育的主战场是在家庭而不是学校,当家长们认识到这一点后,会更加积极地教育孩子,所以孩子在学校非常好教。
所以说,一所好的学校,不仅要有好的校长,要有好的老师,要有好的学生,更要有好的家长。好家长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学校组织学习提高家长们的“执政”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是很多学校组织家长学习《发现母亲》的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最近您又推出了《发现母亲》的实践本,将这些个案以实践本的名义推出,您的用意是在什么地方?
王东华:十年前,在《发现母亲》的跋中我就说明了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物详加研究,仔细分析一番他们是如何成才的,力争将这部书写成一本成长的“教育谱”,通过对这些人才成长的“复盘”,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更加健康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地成长。我甚至在当时将这本书定为《家教通鉴》。
而在这十年当中,我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上千名极优秀的父母,像沈丽萍、苏杭、雷运娇、吴章鸿、万选蓉、李振霞等优秀母亲,像周弘、蔡笑晚、钟沛、顾今昔等优秀父亲。这些人虽然都极平凡,但他们善学知教,在教子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探索。我们也相继出版了《感动中国的十大母亲》、《中国家长教子书》等书,现在我们把这些个案集中在一起,以实践本的名义推出,相信这些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教子经验,会给更多的父母以极大的启发。
记者:据了解,有不少专家对家教个案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样的案例会误导家长,因为孩子一人一个样,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东华: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虽然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但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很多共性的东西,如果连这些共性的东西都不去借鉴和探讨的话,都要靠我们的家长们一个一个地“试错”解决,家长和孩子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未免也就太大了。
家庭教育是一种很特别的教育,就像企业管理一样,不仅要有原理性的东西,更要有实践性的东西。家教专家和优秀父母的关系,正如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关系一样,一个是理论性的,一个是实践性的,两者缺一不可。松下幸之助、韦尔奇等都是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同中国企业、世界各国企业的不同要比两国家庭教育的不同大得多,为什么他们的经验被全世界的企业家奉为圭臬,难道各国的企业家们不知道可能会被“误导”吗?
所以在哈佛这样的地方,对于企业管理,他们更看重案例教学:没有特殊性就没有一般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当前的家教案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经过整理后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了。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着力进行这类家教个案的收集与整理。
记者:有不少人会这样想,做父母、教孩子需要看这么多书吗?特别是这样的六大卷实践本,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东华:首先,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当下,而是希望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当人们面对这些能够反映和代表一个时代的家教案例时,能够由衷地感谢我们保存了这么好的一段历史,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我们现在工作的最大肯定了!
其次,只有大量地分析个案,才能得到共性的东西,这次六本书的书名,就是我在同这些优秀父母交流中感受到的最突出的几点,也是我在讲课时最爱讲的六句话。
第三,我们做这样的个案不是为普通父母做的,而是为从事家庭教育的专业人士做的,当然,由于这样的个案非常生动,也适合一般父母阅读,可以把它当成传奇故事书来读。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个人的想法,那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给为官的人读的,是一部大书,是值得为官的每一个人读的,甚至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读的。我们能够赞同那些当官不必读这书的说法吗?
为官和为人父母一样,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多读些书有什么不好的呢?
记者:您的《发现母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个版本了,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这五个版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王东华:十年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0万字的上下两卷本《发现母亲》,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全的一个版本,遗憾的是市场上早已看不到了。之后考虑社会的需求和大家的阅读心理,选择了比较适合普通父母阅读的部分(主要是下卷的部分),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但还是有不少读者认为太厚,不容易读下去,所以人民出版社又将其中的一部分——导论部分——出了精华本。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图文版是和修订版对应的,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加了相应的图片和说明,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更轻松。
对于这几个版本,我觉得可以先读精华本,如果认为值得更进一步了解,再去根据自己的阅读喜好去读修订本或图文本。如果有了修订本尤其是有了图文本,就不要去购精华本了,因为精华本里的内容和图片几乎和图文本里的一样。
至于实践本,则同以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我甚至认为更值得父母们去阅读,因为这些个案更鲜活更有趣更容易引起父母们的共鸣。
记者:据我所知,以“王东华母亲教育”为品牌的系列丛书不久也将面世,您是如何考虑推出这个新系列的?
王东华:过去我们推出了不少家教方面的好书,也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系列过多,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所以这次整合资源,准备推出这样一个新的系列,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们喜欢。
记者:您领导的研究所十年里出了50余种家庭书籍,可是市场上却很少看到,与此同时,许多机构却出了大量的家庭教育的畅销书,对此您如何看待?
王东华:首先是感到高兴,之所以有那么多机构出版家庭教育方面的书,并且能够畅销,说明家庭教育正在得到大众的认可,大家都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图书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渠道的不畅通,让一本书只能发行区区几千册,所以一些文化公司以大量增加图书品种来求生存,把图书当成产品来生产,“如果不做几百种,做书做什么”,结果出了一大批“速朽”图书,而书店系统也迎合这种风气,过了两年的就下架,让一大批好书无法同读者见面。
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平均一年只出几本(下转第15页)(上接第2页)书,有时甚至只出一两本书,但每一本都深耕细作,“如果不能销三年,做书做什么”?所以在书店几乎看不到我们的书,我们的书绝大多数是通过直销渠道,通过对我们产生认同的销售者销售的。现在的网站销售更是救了我们,因为许多认可我们的读者正在超速推荐,让我非常感动。
记者:目前全国家庭教育研究方面还很薄弱,没有博士点,只有硕士点,而在这些有硕士点的学校,对这个点也不太重视。而您的学校好像恰恰相反,对此您又是怎么思考的呢?
王东华:世界各国高校的办学经验早已证明,全科性的综合性的大学只会是少数几所,更多的高校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学科。我们这个学校尽管在全国很多省区是按一本招生的,但严格说来还是一个三流的学校,我希望它能有一流的母亲教育研究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是我一个人能达到的,也不是一代人能达到的,但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