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人认识自我、开阔眼界的重要方法之一。如今，行万里路不难，读万卷书却成为当下信息社会人们无从下手、无暇实施的一个难题。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多元的休闲选择、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强大吸引力等，使得传统的纸媒阅读正经历着空前的市场挑战。面对巨大的阅读空间，阅读主体很难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挑选适合的读物，而这一点，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推广阅读，无疑更是一种考验。
　　《史记》成书于二千多年前，记录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汉武帝之间约三千余年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我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其高超的写人、叙事技巧，精炼的笔法，冷静的叙述等，堪称典范。作为一门显学，千百年来，对于《史记》的阅读与研究，在官方与民间都受到追捧。《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洋洋五十余万字，于古于今都可谓鸿篇巨制。于是自东汉起，即有推荐《史记》篇目进行阅读的做法，唐宋以后更有不同选录标准的《史记》选本产生。清人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便是从阅读学角度选录其中精彩篇章结撰而成。在这样一个快餐时代，以选本阅读方式替代全文浏览，或是我们尝试精读典籍的一种选择。
　　王又朴（1681—1763），字从先，号介山，天津人。雍正元年进士，善治古文，受方苞影响，力追秦汉，著有《诗礼堂古文》五卷，《诗礼堂杂咏》七卷，《介山时文》三卷，《乡会试朱卷》一卷等。《史记七篇读法》是王又朴在清代乾隆年间所编选的重要的《史记》读本，其选读初衷在于怀疑班固对《史记》的评价观点而“反复寻味”，于乾隆二年（1737）完成对《项羽本纪》的审读，并做《项羽本纪读法题词》，是为第一卷。
　　息心静气品读项羽，一气读罢分段解析
　　精要独到的读法，是该书的最大亮点。作为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王又朴在编选篇目之时，首先按照儒家的思想性撰写一篇独立于选文之外的读法文章，提出篇章要旨。以卷一《项羽本纪读法》为例，该文起笔便明确指出“此篇是太史公自出手第一篇用心得意文字”，“独此可以放手抒写，而言之也无忌，闻之者足以戒”，也正因此，在阅读时更“不可不预执己见，亦不可执前人之见以为己见。但息心静气，聚精会神，细细寻其条理脉络”。王氏结合自身三十年的阅读经验，解读太史公“破体”而为项羽做本纪的原因为“人将以群盗视之，而其得其失，孰取而监之哉？”这与我们习惯性的强调项羽“霸王”地位，是政由己出、名符其实的操权者之看法相左，王氏从以史为鉴的实用角度来解读太史公的苦心孤诣。继而在对人物的评价理解方面，更是直言“篇中写羽，不但无帝王气度，亦全不是大将身分，不过一骑将耳”，这种独特的定位，是作者精心分析的深刻体会，绝非一般浅层阅读可得。
　　于此，王氏便进一步对《项羽本纪》的阅读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即“至其行文之妙，则先当一气读。不一气读，则不能悉其本末意义、脉络贯通，而旨趣不得而出也。然又须分段细读，不分读则不能得其顺逆、反正、隐显、断续、开合、呼应诸法，而旨趣亦有不得而贯通者也。”作者将项羽之得、之失作为划分大段的依据，以“各就国”为分界，依次就项羽起事、巨鹿之战、入关、分封诸侯、楚汉相持、垓下亡羽等作为节点，层次清晰，帮助读者理清全文思路，更好在“一气”阅读中体会文章之妙。
　　秉承桐城派依循孔子、朱子等先贤思想的一贯主张，王又朴以“阐道翼教”为己任，在读法介绍中善于从细节分析入手，以小见大，引出对《史记》写法与用意方面的精彩点评。如王氏言“‘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实指羽也。此羽一生定评。通篇皆为此三字写照”；又对鸿门宴上项羽的失误评价道：“夫以羽之残暴不仁，即使沛公可得而杀，亦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势也”，并指出太史公实借范增之口预言楚汉之争的必然结局，“盖败亡之征，智者先见”。在文本的阅读上，强调对上下文之情境、语境、形势变化的整体关照与分析，从宏观上去把握，于细节处见真知，举例详尽，自成一家之说。对于多种写作手法的使用，他又归纳总结了如大关锁法、段段关锁法、大落墨法、零星点次法、埋伏法、照应法、明写、暗写、极详、极略、上下相形、急脉缓受、缓脉急递、语言中夹杂叙事、叙事中间夹叙别事、语未完而即接叙事、语言代叙事、文字互救等手法，并逐一举例，是我们赏鉴作品艺术风格的重要参照。
　　于读法之外，王氏借用简要的评语和不同的符号、标记对文章中的重点字句、段落加以警示，成为其所述读法在文章中的符号化呈现，便于读者细细体会。
　　续作六篇释之以道，品读人物独具慧眼
　　时隔十七年之后，即乾隆十九年（1754），王又朴在他74岁高龄时，又择《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六篇内容，再做读法注解为第二卷，合卷而成《史记七篇读法》。就读法的详尽程度而言，卷二的六篇内容显然不及卷一之《项羽本纪读法》，但在卷二中，作者将孔孟朱子之“道”比附于龙门之史的用意体现的更为透彻。作者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自许，自言这些所选篇目，皆被“世人误读而不识史公之所用心”，故而“特为著之”，以期帮助读者“得其旨”，解决“有书而不能读者之患”。
　　在《外戚世家读法》中，王又朴着力否定“世人皆以为史公言命”的看法，认为史公之微旨在于知晓“人能弘道者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并将其上升到“实孟子言性命之精理”的高度。对同样涉及命运之议的《李将军列传》一篇，以“数奇”之论入手，通过对比史公之赞，将命运与天道统一，并具象化为忠信，李将军“以一时之诈，失其平日忠信之心”，强调其“杀已降”的实质正在于违背天道、违背忠信，也使得太史公笔下的李将军“祗觉是一骑将身分”，王氏对人物高下的品评可谓眼光独到。《淮阴侯列传读法》中，通过韩信自身境况的变化对比，就其反与不反问题进行分析；将他“琐琐恩怨与一饭之间”的浅陋之信，与袭已下之齐、请为假王、不及时会兵垓下等大是大非面前的背信行为加以对比，强调其没能“学道谦让”的不足。《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则以“争”、“让”二字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写传主的不容、骄横，这些都是历来遭到儒家诟病的恶劣品质。《萧相国世家读法》，以其举荐韩信、诛杀韩信为切入点，对萧何功满汉庭、不矜不伐的低调处事加以赞扬；《曹相国世家读法》，则强调曹参虽然文不若萧何、武不比韩信，但其能有“大过人”之处，全在于“学道谦让”。 　　综上可见，儒家之道成为作者所言读法当中评判太史公笔下人物的一把重要标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用绝对化的道学标尺去臧否《史记》所记之人与事，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太史公笔下原本血肉丰满、各具特色的人物，在“天道”的框架之下加以解读，必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模样，王氏在读法中对人物的拔高与贬低，忽略了人性的多元性存在与选择的多样化可能，必然影响到我们感知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另一方面，在诸篇读法中，多处出现“谁谓史公不知道”的判断，王氏自诩“心知其意”，处处以“道”出发为太史公阐发的微旨，难免牵强。如在《淮阴侯列传读法》中，作者指出“信之用兵垓下一战，阵法、战法俱极正极奇，真大将旗鼓也。篇中反不录及，何也？盖垓下之事汉王实在行间。信，臣也，无成而代有终者也。故不录于此，而特详于《高纪》。谁谓史公不知道乎！”把《史记》在谋篇布局方面的详略安排，仅用君臣贵贱之说来加以解释，却是难以服众的。
　　选择阅读宜得其法，知人论世方见真知
　　尽信书不如无书。在阅读选本作品，借鉴古人的阅读手法、体会古人之赏析角度的同时，读者需对选本作者、选本的得失高下有所了解。阅读固然需要有选择，“宜得其法”，而对于作家、选家的背景、阅历等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忽视的细节。知人论世，才能更好地完成阅读，从中获得真知。
　　王又朴是清代中前期天津最有成就的散文家、诗人、经学家、史学家，著有《诗礼堂全集》五十七卷、《易翼述信》十二卷、《孟子读法》十五卷等。王氏尽管在官职任上有政绩，屡获宿儒称道，但却“因失上官意”而仕途蹭蹬。而他之所以闻名全国，是因为注解康熙帝发布的劝善诏书《圣谕广训》。这也就不难理解其《史记七篇读法》中道学色彩浓重的原因了。尽管如此，这种从选本阅读着手，对经典作品进行阅读的方法，其优点仍是十分明显的。王又朴将自己三十年阅读《史记》的心得一一批点罗列、分层划段、列举读法，可谓用心良苦。瑕难掩瑜，有机会接触选本，尝试不同的读法，倾听不同的声音，对于当下的初学者或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件幸事。读者应结合自身的知识积累与文学判断，对其加以整合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帮助我们更好的开阔眼界、增长识见。
　　与此同时，在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中，除了作品原文、读法解析外，王氏在字里行间倾注的浩然正气，也同样需要读者用心体味。
　　作为《史记》选本丛书之一，由凌朝栋教授整理的《史记七篇读法》，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7月出版面世。该书以王又朴诗礼堂刻本为底本，参校中华书局《史记》校点本，以简体横排方式刊印，为《史记》研究者与爱好者拓宽阅读视野，提供了便利。《史记》本身的通俗可读性与王氏读法的精彩分析，相得益彰，对不同阅读层次的读者而言，都是品读经典的不错选择。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中文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