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体镌有蛟龙戏珠的图案，八瓣莲花分别以八卦作为装饰。满汉两种文字雕刻着的“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显示着它的古老而神秘的出身。
　　这口大钟的由来在颐和园南湖岛的景物铭牌上可以找到：“岛北侧的岚翠间，1889年慈禧曾作为阅兵台，检阅李鸿章调来的北洋水师及新毕业的水师学堂陆战队队员。为适应演习，把小火轮改为炮舰，东西两岸排列着炮队和马队。当时水师报时的大铜钟，1900年险被劫走，后来置于燕京大学内，今北京大学内未名湖畔钟亭内即此物。”大清国1896年是丙申年，此时甲午战争已过去两年，李中堂苦心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国风雨飘摇，铜钟的诞生必然不是这个丙申年。即便是上一个丙申年，1836年，英国炮舰还未敲开中国的大门，大清国仍沉醉在天朝上国的龙威之中。一个国家命运的沉浮跌宕，希望和绝望的更替，都在这口铜钟的面前发生着。
　　1929年，燕京大学把劫后余生的铜钟购入燕园作为校钟，9月建成钟亭，并制定了《撞钟法》：“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钟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半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燕京大学校刊》记载：“敲钟有专人司其事，每半小时其人必持槌石级登冈，用力叩击，声音清亮悦耳。校内外数里之遥，均可闻及，不知者殆将误以为传自古寺之钟声。”据燕大39班的秦晋回忆，这敲钟之人被唤作“老包”。燕园自此和钟声联系在一起，钟声的规律代表着燕园教学秩序的正常。燕大39班肖振同回忆：“回忆在燕大校园里每隔半个小时就听到的一次响亮的钟声。因此燕园人的表经常对得很准……很少有人迟到。”
　　可是，燕园并不总是那么平静，这口铜钟注定要经历更多的风雨。燕大40班的杨稼民回忆了1941年12月8日的不同寻常的钟声：“我正在适楼上课，钟声响了，连续响个不停。那不是上课或下课，而是召集大家去贝公楼开会。礼堂里人都满了，没有座位的靠墙站着，气氛不对！往台上看，有个日本军官，戴眼镜，跨军刀，身体横宽……这侵略者讲话了，有个叫肖正谊的人作翻译。说到后来，这日本人还要抖两句英文，说什么要大家回宿舍去，规规矩矩就平安无事，如果乱活动就will be dangerous！十足日本味的英文。”郭蕊也回忆了那个可怕的日子：“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翌日清晨，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学校还在按时上班上课，钟亭的大钟每隔半小时依然又有敲响，日军突然把校园包围，严禁出入……学校被迫解散，由日军接管，几十名师生先后被捕入狱。”
　　日占期间，日军囚禁了教授，让整个燕园陷入哀伤和失序。邓之诚教授在他《南冠纪事》中记载了他的囚禁经历：“唯室无炉火，冻极而僵，回忆宪兵队，壁有热气管，骤有天壤之别矣。寝兴亦以早晚八时，击钟为号……”每日听到囚室中的钟声，而非燕园的钟声，是否让邓教授心生感慨，我们不得而知。他在囚禁期间写下的《闭关吟》中有一首《钟声》为名的诗：“犬吠鸡鸣时入耳，莺啼燕语总无声。五更惊醒还家梦，何处钟声伴月明。”此处故是想起了千年前姑苏城外的寒山寺钟，但邓教授渴望的燕语钟声的“家”，或许也是他曾教书育人的燕园呢？燕园的钟声终于在1945年秋再次在燕园响起，赵子辅回忆：“1945年秋，被日寇封闭、蹂躏的燕园，重新开放了……当时，荒芜的燕园，杂草重生，日寇战马的粪便尚未除尽，哑巴了近四年的钟声重新敲响，湖光塔影，石舫岛亭迷恋着新老靴子和刚从监狱与集中营放出来的师生。”燕园的钟声对于这片土地的学子来说如同弦歌一般，钟声不停，便弦歌不辍。
　　进入新中国，北京大学入驻燕园，钟亭被纳入文物保护范围，被列为C类，这意味着日常使用对文物影响不大，这口大钟不再承担着校钟的功能，而是如同一个历经风雨的老人，静静地在山林树影之间，看着这片土地。如果你踏入燕园，不如尝试着寻到这口铜钟，慢慢地围着钟亭转几圈，相信它会为你讲述燕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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