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体系缺陷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哲学史上，哲学的基本命题一直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出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人们为了坚持唯物论，比较注重客体对主体的规定和制约。因为在认识论的领域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样一来，主客体范畴便消融在哲学基本命题之中。把艺术审美关系纳入认识论的逻辑框架，用反映论原理来解释文艺现象，这样构筑起来的文艺理论体系必然是失落主体性的理论，必然是排斥非自觉意识的创造性的，把艺术创造性仅仅理解为认识的能动性。从文艺实践的角度看，我们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道德的附庸，文学的内容渗透着政治、道德的观念，文学中的人也只能是道德化的人，即使承认文学是人学，也是一种道德化的人学。而过去时代的道德实际上是跛脚的道德，是一种以牺牲个人为前提的道德。在道德的领域内，人的主体性便在社会理性规范下失落了。文学的主体性的失落与文学的道德化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历史的迷雾遮盖了人们洞察文学的内在本质的视线，使人们看不到文学活动中个性的价值，只看到社会群体的利益、需要、愿望的制约作用。加上心理科学的落后，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很粗浅，尤其是对人的个性活动和非自觉意识的内在机制几乎是无知的，这也妨碍人们深入研究文学活动的深层规律。当然，造成旧文艺理论体系的严重缺陷，造成对文学本质的许多误解、曲解和偏见，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这里的粗略提示只是为了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旧文艺理论体系的缺陷乃是时代的局限，因此，陈涌同志理论的错误也不能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立足于时代变革的高度促进理论的发展，而不是个人之间争一日之短长。刘再复同志站在哲学思潮变革的高度，吸收心理学发展的成果，对旧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反思，建构起新的文学的人学原则，这是基于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而结出的智慧之果。
　　当人类生活处于转折的关头，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时，人的问题便尖锐地提出来。人类是在艰苦的斗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而不是消极被动地依靠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的自发作用。历史的发展不断打破人们的一种天真的信念：相信外在的、独立于人的客观必然性的恩赐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为只要认识到这种必然性，遵从这种必然性，人类就可以获得自由。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刻的，它使人类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类自身发展的目的性以及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认识到客观规律之所以使人感兴趣，首先在于它们能够为一定的目的所利用。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展示了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光辉前景，人类更加自信，未来取决于自己的创造，人类的实践不仅要依据客观的必然性，还要诉诸自己的主体能力.我们不仅应当到自身之外，还应在自己本身去寻找实现自己目的的根据和力量。总之，人们意识到，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同时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一来，价值范畴、主体性哲学就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哲学家们在寻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途径，寻找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通道。实际上，无论是人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对自然的改造，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调整人与自然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这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哲学将以探究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本性及其历史变化规律作为自己的中心课题。而人与世界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包含着两对基本范畴：一是个体与群体，即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关系，一是主观与客观即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前者构成历史哲学的对象，后者构成实践哲学的对象。用这种宏观的文化哲学来考察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思想，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看涛它的意义和价值。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思想是在民族文化反思的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文艺观念，它具有在文艺领域促进民族觉醒的启蒙作用。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封建主义是以敌视人的个性与原欲(自然生命力的表现)为特征的，人的活泼个性和变幻莫测的精神世界始终与僵硬的社会规范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因为在封建文化体系里，封建集权即是目的自身，而人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维护权力中心和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等级森严的群体结构)成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奉行政治第一，伦理中心的准则。这必然导致对民主和自由的彻底否定，对人道和个性价值的践踏。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重视群体的凝聚力而忽视个体的活力、忽视人的自由发展。在封建专制主义体系里，人成为庞大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丧失殆尽。个人的高度理性化却使社会表现出高度的非理性本质，这就是异化社会的深刻的荒诞性。可悲的是，我们国家在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的头脑仍然被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恶鬼纠缠着，封建主义文化产生的深刻根源是生产方式的落后和生产力的低下。由于自然环境的险恶、生活资料的匮乏，生存便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而生存原则对任何人都具有同等的意义，每个人的个性存在方式在这里是没有价值的。不管你干什么，都是作为群体的齿轮和螺丝钉发挥作用的，个人不能成为自由自觉的整体。这种社会必然是以群体性为特征的，任何行为，只要维护群众的生存和群体的稳定秩序，就是道德的、有价值的。我们过去提倡的正是这种否定个性价值，压抑个人需要和欲望的群体伦理学，并且把这种封建主义的价值体系冒充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陈涌等同志的文章也在谈论主体性，但其内涵却是群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能动性，而把刘再复论著中关于人的个性和深层心理的内容视为大逆不道，加以拒斥，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陈涌等同志奉行的是陈腐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在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培植人民群众的现代意识的时候，多么需要重新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启蒙啊！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旗帜鲜明地颂扬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对人的个性价值和非自觉意识的创造功能进行大胆的理论探讨，它将使我们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代替陈腐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念的迫切性。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思想是哲学主体论和价值论研究的新趋势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它具有认识论方面的启迪意义。我国哲学界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就全面展开关于主客体问题的研究，目前正在进一步把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同各个领域的变革结合起来。在美学理论研究中，“主体性”或“人类文化心理结构”问题也突出出来，更多地着眼于实践主体，以历史活动及其文化积淀来定义美感。与此同时，价值论的美学观也引起美学界的普遍重视。这种美学观认为，审美就是人与对象之间的一类价值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主动的一方，人的尺度高于物种的尺度，而不象在科学认识中，人只是反映者。有的同志还明确提出：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不是认识论(反映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如果审美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单靠哲学认识论来指导研究，那就必然把美当作认识，把美感当作对美的主观反映，把审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与对象相符的美感最终将等于真理，美学也就等同于认识论，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就剩下形式的不同了。这显然不能解释全部艺术实践。当人们面对复杂的文艺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时，就会发现旧的文艺理论的肤浅和幼稚。要摆脱理论的困境，就必须引进新的观点，即价值论，把艺术活动看作人类的创价活动，把艺术作为价值论研究的对象，就必须重视价值的主体性的研究。所谓价值的主体性就是在价值关系和价值中，主体的需要、能力、评价等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而主客体关系在认识论和价值论领域中的内涵和性质是不一样的。在认识论领域，认识就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在主体的反映的产物，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认识客体是第一性的，而认识主体则是第二性的。但在价值论领域中，价值就是客观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和功能，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关系则是人的需要与价值物的关系，主体是第一性的，而客体则是第二性的。这种区别表现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以物(客观事物现象和本质)为思维中心抑或以人(人的本质和需要)为思维中心的分歧，这是认识论的文艺观与价值论的文艺观的根本分界线。刘再复在他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人学原则，即一方面以对人的思考作为基点来研究文艺现象，另一方面又把文艺研究归结为人的研究，总之，就是以人为思维中心或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刘再复的研究在文艺理论领域中实现了认识论上的一次重大的转移。尤其是他在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的区分中着重研究人的主观创造性，研究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功能，更使文学的主体性思想深入了一步。这种主体性就不同于认识的能动性，而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体建构能力。它使我们的认识论超越被动反映论的局限，而在人类实践的意义上，在“自然—人”系统中确立认识论的功能。这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启发我们必须用价值论来改造和充实认识论。
　　综上所述，陈涌同志与刘再复同志的论争，并非仅仅局限于对某些文艺问题的具体看法上的不同，而涉及到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深刻分歧。我们无需讳言这种分歧的深刻性，因为它决不是个人之间的争论，而是代表了新旧文艺理论体系的尖锐对立。为了使这种对立的性质更加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用最简化的方式来描述和概括争论的内容。首先，陈涌同志是在客观环境决定论的前提下承认人的主体性，而排除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刘再复同志则是在人的反映与创造的双向建构中理解人的主体性，它是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这是方法论上的分歧。其次，陈涌同志只承认思维对存在反映的能动性，而排除非自觉意识的创造性，刘再复同志则强调非自觉意识的创造功能，深入研究人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认识论上的分歧。第三，陈涌同志只承认群体实践的主体性，即人的社会性，而排除个性的独立价值，刘再复同志则强调个性的表现(即自我的实现)在文学活动中的价值，注意研究人的个性心理的功能。这是历史观上的分歧。上述三方面的分歧就是这场争论的症结所在，也是文艺理论变革的三点关节点。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必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人为思维中心，重视人的个性价值和创造精神、重视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功能，坚持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的文艺理论，是扬弃旧文艺理论体系的缺陷，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完整的意义上反映艺术规律的文艺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再复的理论探索可以说是建设我们时代文艺理论的基础工程。
　　很清楚，刘再复的文艺观不仅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从整体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遗憾的是，不仅陈涌等同志误解了刘再复同志的文艺观，而且不少同志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刘再复的探索的，甚至有些同道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称刘再复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贡献。这种情况说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解存在严重的片面性。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代特征，以及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理论界留下不少思想迷雾。因此人们不容易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条基本的逻辑线索：一是人的本体论，即人的一般本性的论述，一是人的实践论，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的本体论与人的实践论的统一，马克思早期很重视对人的研究，并在关于人的一般本质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对人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后来由于创立唯物史观，以及同唯心主义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把重点转向了社会客体——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的研究。恩格斯晚年曾对这种倾向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毫无疑问，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及其实践应该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应是实践基础上关于主客体统一的哲学。可是我们却一味片面地强调经济关系和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把关于人的研究让位给资产阶级，一谈起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有的人就神经紧张起来，而对那种无视人的价值，肆意践踏人的尊严的理论和行为，则麻木不仁，缺乏判断力，甚至认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误解。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过去我们只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面，强调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描写，却忽略了人作为个性存在的一面，不去表现人的复杂的精神结构尤其是深层心理的幽秘。这种缺陷直接导源于长期以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应该明确地指出：不以历史的主体——人为思维中心的文艺理论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忽视人的个性价值与非自觉意识的创造功能的文艺学也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陈涌等同志坚持的文艺观，不正充分表现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吗？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向着以人为思维中心，主客体统一，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