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与抗日战争相比，甲午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算长，但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一直持续到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那一刻，才告终结——根据降书条款，日本将霸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归还中国。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永昌的签字受降，其历史意义亦不言而喻。
　　那么，徐永昌是谁？
　　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位将军。出生在山西崞县，成长于大同，从军队的杂役做起，最终成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与抗日战争中各大实力人物或者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相比，徐永昌是一名不显山露水的将军，但不显山露水，不意味着贡献小。在抗战中，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从事的是幕后工作，其功劳不易为世人获知。在世人看来，他最显著的功业，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
　　徐永昌是一位士人。他喜读儒家经典以及史籍，从他的立身行事来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士君子。周公摄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为天下培养良相，不是怂恿人去称王称霸。徐永昌在辅佐孙岳、阎锡山、蒋介石等人的过程中，尽职尽责、安分守己，出色地完成了“相”的任务。他帮孙岳带兵，一直在军中坚持唯孙岳马首是瞻;孙岳死后，他归附阎锡山，在阎锡山危难之际，出任山西省主席，旋即为阎锡山的复出而奔波，并拒绝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他转投蒋介石麾下，更是为抗战而竭尽心力，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局已定，蒋命他去争取傅作义，明知此事必不成，他仍抱病前往，“知其不可而为之”。
　　徐永昌又是一位军人。由“旧中国”价值观培育出来的他，碰上了民国这个“新中国”。在那个传统价值观剧变的年代，革命之声此起彼伏，各地豪强引兵自重，时有龃龉。徐永昌逆新风气而行，自解兵权，不专属任何一个派系，为国家利益奔走，而各派系的首脑居然也信任他。这样一个没有“实力”的军人，在动乱的年代，尽了守家卫国的责任，可谓功德圆满。
　　各派首脑礼敬徐永昌，或者还是因为他们也跟徐永昌一样，都是最后一批“旧中国”的人。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的挽联写有“事人忠而律己严”，白崇禧送来的挽联则是“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这些都是“旧中国”的话语，把它们移用到诸葛亮身上，也一样合适。
　　前贤作史、读史，着眼于世运兴衰。从徐永昌身上，我们依稀感觉到“旧中国”的衰，看到“新中国”的兴。但“新”和“旧”并非冰炭不相容的两样东西。在今天这个更加“新”的世界里，一样需要“旧”的人，而“旧”的人也一样需要与“新”的世界相融。徐永昌立身的精神、行事的方法，依然值得我们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