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落笔写刘吉，实在有点难。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不是一篇千字文所能概括的。
　　在我们相识以前，刘吉在上海就已小有名气。195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当工程师。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筹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副所长，开始转向科学学和领导学的理论研究，至今已有《科学学基础》、《领导科学基础》和《现代化与中国》等近二十部著作和上百篇文章。改革开放初期，他和科学学所的冯之浚、张念椿以及社科院副院长夏禹龙并称上海的“四条汉子”，对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起的作用不小。后来刘吉出任市科协的专职副主席，成为市科技党委书记陈至立的直属部下。
　　1988年2月，刘吉出任分管理论的副部长。尽管我这个研究室主任直接对部长负责，但也要常和刘吉打交道，两人就慢慢熟悉起来。那时他意气风发，很想干一番事业。我创建的“思想沙龙”后来由刘吉重起炉灶改为理论界“双月座谈会”，在这批中青年学者和新的市委领导人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刘吉还给我创办的《上海理论内刊》撑腰打气，并亲自出任主编。此时尽管我们没有建立私人交情，但在改革进退维谷的时候也算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1991年夏，我赴美留学，刘吉出任市体改委主任，彼此失去了联系。等我在1994年到香港时，他已奉调进京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打电话给刘吉，他很高兴地和我约定时间见面。此时的刘吉可以说是红极一时，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南海智囊”。然而，在见面时，他还像以往一样没有一点官架子，热情地和我聊天，平等地讨论各种问题。自此之后，我们的来往就密切起来。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北京，到京后都会和刘吉见面聊天。每次交谈都很深入，可以说是坦诚相见，彼此都不保留自己的想法。他说起话来充满激情，说到激动处，往往面红耳赤，有时还会站起来，用肢体语言强调自己的观点。他出国途经香港也会约我见面。有一次还让我约了几位在港的海归学者一起吃饭聊天。他们中既有新左派，也有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愿意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用刘吉自己的话来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一直处在左右夹击之中。左说我右，右说我左，我想我基本正确。”
　　刘吉一直不像官，而更像一名书生。很多人如能亲近最高领导人的话，往往会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或亲友谋取官位权力，但刘吉不会。当时他深受领导器重，得以直接就当时改革遇到的实际问题建言献策，有些想法甚至颇为大胆。有一次，他对我说准备建议开放民选县级干部，我当时为他捏把汗——是不是太激进了？刘吉的仕途此后原地踏步。尽管有些失落，但他的忠诚始终不渝。在他身上旧传统和新观念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1998年10月，刘吉因年龄关系从社科院副院长职位上退下来，仍担任院学术委员，但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
　　2000年，65岁的刘吉应曾庆红和黄菊的提议，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担任中国和欧盟联合创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执行院长，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他在这个岗位上，为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才，做得有声有色。20年过去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世界商学院排名中位居第十，压倒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一。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刘吉的见识和才能。
　　最近几年，我每次去上海都是行色匆匆，和刘吉渐渐疏于来往，但始终关注着他的身影。他一直在为改革而思考、研究、写作，对改革道路上的任何退缩和质疑，都会发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这使他近年来经常受到来自“保守”阵营的批评。但刘吉毫不动摇，仍然坚持回头路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