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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世纪成吉思汗率部踏上青藏高原开始，至17世纪，蒙古族大批进入青海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蒙元时期的“宣慰使司蒙古”，第二阶段为明代的“西海蒙古”，第三阶段为17世纪以后的“青海卫拉特蒙古”。其中17世纪以后进入青海的卫拉特蒙古在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带领下，统一了青藏高原，加强了中央对藏区的管理，增进了蒙、汉、藏三地的文化经济交流并确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青藏地区的崇高地位，使青藏高原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固始汗入青之前，青海蒙古族藏巴汗失势，漠北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控制了青藏地区。固始汗入青关键一役是1637年春的“血山战役”，固始汗所率西蒙古联军打得很成功，固始汗以1万兵力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却图汗也在退却中被擒杀。此次战役之胜败，决定了西蒙古在青海蒙古族中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数字也反映出，西蒙古人在青海蒙古中顶多占1/4左右。至此，以和硕特部固始汗为首的西蒙古联军中“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四部融入青海蒙古族，战败的却图汗的漠北喀尔喀嫡系也融入了青海蒙古族中。随后，顾实汗在袭杀藏巴汗后，又控制了唐古特四部{1}。本文就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后进行的南下康区扩张战争和西进卫藏消灭藏巴汗的军事行动做一探讨，以期求教于各位同仁及专家学者。
一、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进驻青海
关于和硕特部南迁进入青海的原因，历史学家观点不一，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盟主地位的动摇
蒙古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在进入青海前驻牧于新疆天山脚下。从16世纪中期开始，和硕特部的势力逐渐强盛，成为卫拉特蒙古联盟的盟主。但17世纪以后，卫拉特联盟的另一个蒙古部落——准噶尔部的实力逐渐强大，并严重威胁到和硕特在卫拉特联盟中的盟主地位，使和硕特部首领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二）内外纷争的困扰
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卫拉特各部就长期处于内外交困的战争纷扰之中，首先是喀尔喀蒙古的进逼。卫拉特蒙古联盟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迫使卫拉特各部屡次迁徙。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阿巴岱汗出兵征服了卫拉特蒙古，但在次年卫拉特蒙古乘阿巴岱汗去世之际，杀死了其子锡布固泰，由于担心喀尔喀蒙古报复，从空奎札布干向西北迁移至唐努岭以北、鄂毕河和叶塞尼河上游地区。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甚至被迫迁徙到了南西伯利亚，但仍没有摆脱向喀尔喀蒙古称臣纳贡的命运。与周邻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民族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如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势力沿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纳河而上，与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相邻。为了扩张领土，俄国政府决定要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为俄国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居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为俄国的领土”{3}。
（三）牧地的不足，迫使卫拉特蒙古急需寻找新的驻牧地
随着卫拉特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牲畜数量急剧增加，原有的牧地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卫拉特蒙古社会发展的需要，衛拉特各部之间也常常因为牧地与利益相互发起战争，矛盾重重，正如苏联学者伊·亚·兹拉特金所说，“牲畜数量的增长，一批批新继承人的出现，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是游牧畜牧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的发展与牧场面积有限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复现”等等。内乱外患迫使一些卫拉特蒙古寻求向外发展的空间，如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大部就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西迁到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固始汗率部南迁以青海为主要目的地的藏区时，卫拉特蒙古社会的这种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源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在《四卫拉特史》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中详细记载了卫拉特蒙古各部人口增长的情况：土尔扈特岱青最初160户，后来发展到了10万户。罗布藏率领的70户属民，9年内发展到8千户。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有部众12万人。关于牲畜数量的增长，可以从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布施藏传佛教高僧的牲畜数量得到间接验证，下表为1641年至1662年咱雅班智达所获得捐献牲畜的具体情况：
卫拉特联盟内部矛盾、与东蒙古的战争、俄国等势力的进逼以及对牧地需求的增加等原因，构成了和硕特蒙古南迁的主要因素，使其首领固始汗产生了“袭据青海之意”。
但从表面上看，和硕特部南迁藏区是由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邀请，是以护教为由的军事手段实现的。当时卫藏地区第悉藏巴政权的藏巴汗与噶玛噶举派势力极力打击日益发展的格鲁派，西藏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和青海的却图汗三方遥相呼应，结成了反对格鲁派的同盟。在紧急时刻，格鲁派上层派三世温萨活佛前往卫拉特蒙古求援，而“蒙古人的驰名的皈依佛教使他们的领袖不能对西藏教会的危机漠不关心”。这里所说的“驰名的皈依佛教”，道出了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的历史渊源：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在1606年因调停平息了卫拉特和喀尔喀之间的战争，被当时在喀尔喀传教的格鲁派高僧东科尔呼图克图赠予“大国师”的称号，图鲁拜琥因此而被称为“国师汗”，“顾实汗”和“固始汗”都是“国师汗”的转音。大约在1616年前后，卫拉特蒙古在固始汗之兄拜巴噶斯的倡导下，皈依了格鲁派，当时还令各部首领一子出家为僧，拜巴噶斯以义子咱雅班弟达为喇嘛，并遣往西藏学经，由此，卫拉特各部和格鲁派之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在存亡的危急时刻，格鲁派上层首先请求游牧于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出兵青海，援救格鲁派。而卫拉特联盟接到格鲁派的邀请后，和硕特首领固始汗首当其冲，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首先劝说却图汗的儿子阿尔斯兰转变了反对格鲁派的立场，最初进军西藏是准备消灭格鲁派的，后转变立场与藏巴汗公开对敌，违背了父亲却图汗的意愿，却图汗在万般无奈之下，授意部下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公元1636年，和硕特部在巴图尔珲台吉的配合下正式向青海进兵，和硕特部大部也借机向青海地区迁徙。1637年初，在青海湖以西以1万军队击败了却图汗4万人马，并擒杀了却图汗，青海草原被和硕特控制和占领。之后，巴图尔珲台吉率所部仍回原新疆的駐牧地。部分土尔扈特和辉特部众也与和硕特部一同来到了青海，后来还有准噶尔和喀尔喀部众来青海游牧。 二、南下康区
和硕特部占据青海后，为了进一步扩展领地、排除异己，巩固夺取新的驻牧地及属民，带着明显的政治经济目的，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开始，在首领固始汗的率领下自青海南下，开始了南征康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以强大的兵力先后击败了今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等地的地方封建势力，于清康熙初年完全控制了川滇边藏区，即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木里藏族自治县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对川滇边藏区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为藏族传统历史地理区域“康”的一部分，自元代开始，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推行土官、土司制度。到了明代，随着明王朝的衰败，这一带被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據势力所占据。其中最大的割据势力为白利土司和丽江木氏土司，其中白利土司拥有康区北部大片地区，丽江木氏土司控制着康区南部地区。和硕特首先将消灭的目标定为白利土司。白利，就是《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中提到的“必里”。白利土司势力崛起于元代，至明代时已占有东至道孚、西至类乌齐、昌都，北至青海玉树的大片领地，是康北霸主，称为“白利王”，推崇并扶持苯教，曾与西藏的藏巴汗和青海的却图汗联合打击格鲁派，是却图汗在康北的盟友。固始汗消灭却图汗占据青海后，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与藏巴汗秘密约定，于1640年进兵西藏，捣毁拉萨三大寺。固始汗得到此消息后，先于1639年5月由青海出兵南下康区直击白利土司，经过激战，于1640年11月击败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并将白利土司擒杀。在消灭康北霸主后，和硕特部开始打击长期控制康区南部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木氏土司势力也崛起于元代，在明代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尊崇并扶持噶玛噶举派，与格鲁派曾有过密切联系，还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其领地讲经传法，并且资助格鲁派在理塘修建了长青春科尔寺，但到明末时双方则处于敌对状态。在不断的扩张中，至明末时木氏土司势力已完全控制川滇边藏区，称霸于康南，势力范围北达今巴塘北面的义敦，被藏族民间称为“绛洒当杰布”和“木天王”。尽管实力较为雄厚，也拥有军队，但在勇猛的蒙古铁骑下，木氏土司不得不退出今甘孜州南部的巴塘、理塘等地，结束了在川滇边藏区长达百多年的统治。至此，和硕特部完全控制了进入卫藏地区的重要驿道，并得到了更多赋税。正如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著作《西藏王臣记》中所言：即云南丽江地界之内之属民，亦咸来献纳赋税，贡呈方物，恭敬请降。
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军事行动持续了30多年，从作战的规模、方式及具体的打击对象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639—公元1641年年底），这一阶段为主要阶段，投入的兵力多，战争规模大，消灭和打击了白利土司及木氏土司等主要对手，控制和占领了康区的重要地区和驿道，基本确立了在康区的统治地位；第二阶段，崇祯十五年至康熙五年（公元1642—公元1666年），是战争的持续阶段，投入兵力少，战争规模也小，主要任务为打击敌人残部和巩固统治，向康区南部边缘地区推进，占领今木里与迪庆；第三阶段，康熙六年至十三年（公元1667—公元1674年），是南征康区的最后阶段，主要进攻和镇压了中甸地区的反抗，战争规模较大，最后完全控制了包括所有川滇边藏区在内的整个康区。在占领康区后，固始汗及其子孙在清代还接受了清王朝对其在这一地区统治的册封，为以后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和川、滇、藏划界奠定了基础。
三、西进卫藏
和硕特部在明末清初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击败藏巴汗，控制藏传佛教的发祥地及中心卫藏地区。南征康区的军事行动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西进卫藏扫清了障碍，使和硕特部顺利占领西藏，消灭了藏巴汗政权。
1641年，固始汗由康区进入西藏，矛头直指藏巴汗丹迥旺布。藏巴汗军队在强大的蒙古劲骑追击下，很快溃败，藏巴汗政权灭亡，丹迥旺布本人被俘，并被投入雅鲁藏布江中溺死，西藏的统治权落入固始汗手中。
据五世达赖喇嘛所撰西藏政治史《西藏王统记》记载，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二十五日，固始汗击败卫藏统治者藏巴王。三月五日，“汗王即成为全藏三区之王”。至此，固始汗成为“藏地所有木门人家王臣上下”，包括甘、青、康等整个藏区的统治者，建立了地方政权，被称为蒙古汗王。在1653年，被清政府册封为“作朕屏辅、缉乃封圻”的“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新政权建立的第一年即1642年，固始汗颁布了实行西藏既有法律的暂行规定，紧接着十六年即1643年，对旧王朝《十六法典》进行修订后制成著名的《十三法典》，成为卫拉特蒙古统治青藏高原的开端。青海是创立这番事业的基地，固始汗深知青海地处中西要道，四通八达，地旷宜牧，在1638年和1639年之间，先后将游牧在天山以北的和硕特部众大批迁居青海，一时间，蒙古族遍布青海湖周边地区。但固始汗将汗廷设在了西藏，自己和长子达延支系坐镇西藏本土，为藏王。除第八子无子嗣外，其余六子统领分布于今青海海南、海西、海北和黄南等各州境内的蒙古部众，被称为“西海诸台吉”，又叫作“青海和硕特八台吉”。整个青藏高原几乎全部纳入了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之下。
注释：
{1}《青海通史》314页：卫拉特蒙古即蒙元时期的幹亦剌、明代的瓦剌，清代译称卫拉特、额鲁特和卫拉特等。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主要包含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和杜尔伯特等部，又称四卫拉特联盟。
{2}《青海通史》315页。
{3}《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71页，【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簡介：雷璐帆（1971.9-）女，汉族。工作单位：青海省民俗博物馆。）
一、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进驻青海
关于和硕特部南迁进入青海的原因，历史学家观点不一，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盟主地位的动摇
蒙古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在进入青海前驻牧于新疆天山脚下。从16世纪中期开始，和硕特部的势力逐渐强盛，成为卫拉特蒙古联盟的盟主。但17世纪以后，卫拉特联盟的另一个蒙古部落——准噶尔部的实力逐渐强大，并严重威胁到和硕特在卫拉特联盟中的盟主地位，使和硕特部首领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二）内外纷争的困扰
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卫拉特各部就长期处于内外交困的战争纷扰之中，首先是喀尔喀蒙古的进逼。卫拉特蒙古联盟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迫使卫拉特各部屡次迁徙。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阿巴岱汗出兵征服了卫拉特蒙古，但在次年卫拉特蒙古乘阿巴岱汗去世之际，杀死了其子锡布固泰，由于担心喀尔喀蒙古报复，从空奎札布干向西北迁移至唐努岭以北、鄂毕河和叶塞尼河上游地区。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甚至被迫迁徙到了南西伯利亚，但仍没有摆脱向喀尔喀蒙古称臣纳贡的命运。与周邻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民族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如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势力沿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纳河而上，与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相邻。为了扩张领土，俄国政府决定要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为俄国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居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为俄国的领土”{3}。
（三）牧地的不足，迫使卫拉特蒙古急需寻找新的驻牧地
随着卫拉特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牲畜数量急剧增加，原有的牧地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卫拉特蒙古社会发展的需要，衛拉特各部之间也常常因为牧地与利益相互发起战争，矛盾重重，正如苏联学者伊·亚·兹拉特金所说，“牲畜数量的增长，一批批新继承人的出现，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是游牧畜牧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的发展与牧场面积有限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复现”等等。内乱外患迫使一些卫拉特蒙古寻求向外发展的空间，如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大部就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西迁到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固始汗率部南迁以青海为主要目的地的藏区时，卫拉特蒙古社会的这种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源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在《四卫拉特史》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中详细记载了卫拉特蒙古各部人口增长的情况：土尔扈特岱青最初160户，后来发展到了10万户。罗布藏率领的70户属民，9年内发展到8千户。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有部众12万人。关于牲畜数量的增长，可以从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布施藏传佛教高僧的牲畜数量得到间接验证，下表为1641年至1662年咱雅班智达所获得捐献牲畜的具体情况：
卫拉特联盟内部矛盾、与东蒙古的战争、俄国等势力的进逼以及对牧地需求的增加等原因，构成了和硕特蒙古南迁的主要因素，使其首领固始汗产生了“袭据青海之意”。
但从表面上看，和硕特部南迁藏区是由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邀请，是以护教为由的军事手段实现的。当时卫藏地区第悉藏巴政权的藏巴汗与噶玛噶举派势力极力打击日益发展的格鲁派，西藏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和青海的却图汗三方遥相呼应，结成了反对格鲁派的同盟。在紧急时刻，格鲁派上层派三世温萨活佛前往卫拉特蒙古求援，而“蒙古人的驰名的皈依佛教使他们的领袖不能对西藏教会的危机漠不关心”。这里所说的“驰名的皈依佛教”，道出了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的历史渊源：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在1606年因调停平息了卫拉特和喀尔喀之间的战争，被当时在喀尔喀传教的格鲁派高僧东科尔呼图克图赠予“大国师”的称号，图鲁拜琥因此而被称为“国师汗”，“顾实汗”和“固始汗”都是“国师汗”的转音。大约在1616年前后，卫拉特蒙古在固始汗之兄拜巴噶斯的倡导下，皈依了格鲁派，当时还令各部首领一子出家为僧，拜巴噶斯以义子咱雅班弟达为喇嘛，并遣往西藏学经，由此，卫拉特各部和格鲁派之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在存亡的危急时刻，格鲁派上层首先请求游牧于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出兵青海，援救格鲁派。而卫拉特联盟接到格鲁派的邀请后，和硕特首领固始汗首当其冲，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首先劝说却图汗的儿子阿尔斯兰转变了反对格鲁派的立场，最初进军西藏是准备消灭格鲁派的，后转变立场与藏巴汗公开对敌，违背了父亲却图汗的意愿，却图汗在万般无奈之下，授意部下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公元1636年，和硕特部在巴图尔珲台吉的配合下正式向青海进兵，和硕特部大部也借机向青海地区迁徙。1637年初，在青海湖以西以1万军队击败了却图汗4万人马，并擒杀了却图汗，青海草原被和硕特控制和占领。之后，巴图尔珲台吉率所部仍回原新疆的駐牧地。部分土尔扈特和辉特部众也与和硕特部一同来到了青海，后来还有准噶尔和喀尔喀部众来青海游牧。 二、南下康区
和硕特部占据青海后，为了进一步扩展领地、排除异己，巩固夺取新的驻牧地及属民，带着明显的政治经济目的，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开始，在首领固始汗的率领下自青海南下，开始了南征康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以强大的兵力先后击败了今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等地的地方封建势力，于清康熙初年完全控制了川滇边藏区，即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木里藏族自治县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对川滇边藏区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为藏族传统历史地理区域“康”的一部分，自元代开始，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推行土官、土司制度。到了明代，随着明王朝的衰败，这一带被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據势力所占据。其中最大的割据势力为白利土司和丽江木氏土司，其中白利土司拥有康区北部大片地区，丽江木氏土司控制着康区南部地区。和硕特首先将消灭的目标定为白利土司。白利，就是《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中提到的“必里”。白利土司势力崛起于元代，至明代时已占有东至道孚、西至类乌齐、昌都，北至青海玉树的大片领地，是康北霸主，称为“白利王”，推崇并扶持苯教，曾与西藏的藏巴汗和青海的却图汗联合打击格鲁派，是却图汗在康北的盟友。固始汗消灭却图汗占据青海后，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与藏巴汗秘密约定，于1640年进兵西藏，捣毁拉萨三大寺。固始汗得到此消息后，先于1639年5月由青海出兵南下康区直击白利土司，经过激战，于1640年11月击败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并将白利土司擒杀。在消灭康北霸主后，和硕特部开始打击长期控制康区南部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木氏土司势力也崛起于元代，在明代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尊崇并扶持噶玛噶举派，与格鲁派曾有过密切联系，还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其领地讲经传法，并且资助格鲁派在理塘修建了长青春科尔寺，但到明末时双方则处于敌对状态。在不断的扩张中，至明末时木氏土司势力已完全控制川滇边藏区，称霸于康南，势力范围北达今巴塘北面的义敦，被藏族民间称为“绛洒当杰布”和“木天王”。尽管实力较为雄厚，也拥有军队，但在勇猛的蒙古铁骑下，木氏土司不得不退出今甘孜州南部的巴塘、理塘等地，结束了在川滇边藏区长达百多年的统治。至此，和硕特部完全控制了进入卫藏地区的重要驿道，并得到了更多赋税。正如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著作《西藏王臣记》中所言：即云南丽江地界之内之属民，亦咸来献纳赋税，贡呈方物，恭敬请降。
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军事行动持续了30多年，从作战的规模、方式及具体的打击对象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639—公元1641年年底），这一阶段为主要阶段，投入的兵力多，战争规模大，消灭和打击了白利土司及木氏土司等主要对手，控制和占领了康区的重要地区和驿道，基本确立了在康区的统治地位；第二阶段，崇祯十五年至康熙五年（公元1642—公元1666年），是战争的持续阶段，投入兵力少，战争规模也小，主要任务为打击敌人残部和巩固统治，向康区南部边缘地区推进，占领今木里与迪庆；第三阶段，康熙六年至十三年（公元1667—公元1674年），是南征康区的最后阶段，主要进攻和镇压了中甸地区的反抗，战争规模较大，最后完全控制了包括所有川滇边藏区在内的整个康区。在占领康区后，固始汗及其子孙在清代还接受了清王朝对其在这一地区统治的册封，为以后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和川、滇、藏划界奠定了基础。
三、西进卫藏
和硕特部在明末清初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击败藏巴汗，控制藏传佛教的发祥地及中心卫藏地区。南征康区的军事行动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西进卫藏扫清了障碍，使和硕特部顺利占领西藏，消灭了藏巴汗政权。
1641年，固始汗由康区进入西藏，矛头直指藏巴汗丹迥旺布。藏巴汗军队在强大的蒙古劲骑追击下，很快溃败，藏巴汗政权灭亡，丹迥旺布本人被俘，并被投入雅鲁藏布江中溺死，西藏的统治权落入固始汗手中。
据五世达赖喇嘛所撰西藏政治史《西藏王统记》记载，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二十五日，固始汗击败卫藏统治者藏巴王。三月五日，“汗王即成为全藏三区之王”。至此，固始汗成为“藏地所有木门人家王臣上下”，包括甘、青、康等整个藏区的统治者，建立了地方政权，被称为蒙古汗王。在1653年，被清政府册封为“作朕屏辅、缉乃封圻”的“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新政权建立的第一年即1642年，固始汗颁布了实行西藏既有法律的暂行规定，紧接着十六年即1643年，对旧王朝《十六法典》进行修订后制成著名的《十三法典》，成为卫拉特蒙古统治青藏高原的开端。青海是创立这番事业的基地，固始汗深知青海地处中西要道，四通八达，地旷宜牧，在1638年和1639年之间，先后将游牧在天山以北的和硕特部众大批迁居青海，一时间，蒙古族遍布青海湖周边地区。但固始汗将汗廷设在了西藏，自己和长子达延支系坐镇西藏本土，为藏王。除第八子无子嗣外，其余六子统领分布于今青海海南、海西、海北和黄南等各州境内的蒙古部众，被称为“西海诸台吉”，又叫作“青海和硕特八台吉”。整个青藏高原几乎全部纳入了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之下。
注释：
{1}《青海通史》314页：卫拉特蒙古即蒙元时期的幹亦剌、明代的瓦剌，清代译称卫拉特、额鲁特和卫拉特等。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主要包含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和杜尔伯特等部，又称四卫拉特联盟。
{2}《青海通史》315页。
{3}《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71页，【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簡介：雷璐帆（1971.9-）女，汉族。工作单位：青海省民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