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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如陈子善教授早就习惯于将古远清教授称作“古老”，在他并不是真正应该被称作“古老”的时候;现在年届耄耋，可以称“古老”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很年轻。
他的性格非常年轻。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副从不显老的面庞堆积着顽童似的笑。我不能确切地记得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认识古老，我的印象是在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招待所，在一个有些昏暗的楼道里，来自江苏的刘红林向我介绍了一起来开会的古老。那时他们好像是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与台湾文学有关的学术会议，而我是来开另外一个会的。不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古老提醒我，我们最初一次见面是在黄曼君老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真的记不清了，但应该都在1995年前后的样子，二十多年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古老见了我们这样的后辈，也没多少寒暄与客套，只是说，我最近买了你的什么什么书。听了叫人非常惶恐。一者惶恐于自己的一点东西，还惊动了年长的学者;二者惶恐于居然让古老这样的学者花钱买自己的书，而没有主动奉上求正。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如此关注后辈学人的著述，显出他的性格有多年轻。
作为一个学者，古远清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名人，至少通过网络查询可以看出，他超越于一般学者的闻名往往多与所谓“余古之争”或“余古之讼”有联系，而且在余秋雨的笔下，在一些尖酸苛刻的网络写手以及余秋雨的铁杆粉丝那里，古先生几乎成了无所事事然后又无事生非的无聊人物。对此，古老表现出的性格年轻而倔强：不依不饶，死磕到底，同时又机敏过人，风趣盎然。当余秋雨讽刺他是在一个财经大学里做文学教授的尴尬状态时，古老反唇相讥，说余先生是在一个戏剧学院里写他的散文。二人的思路和逻辑都是一样的，其中透露出来的挖苦的风趣与其说体现出论敌之间争讼的狠毒，不如说体现出两个文人之间带有某种无奈的调侃与抚摸。这是在年轻的文人之间容易发生的事情：出于某种意气，完全不需要激于某种义愤，立即火进火燎地骂将起来;到一定的程度忽然觉得相骂的两方都陷入了某种尴尬，于是彼此通过无关痛痒的比喻以及细枝末节的引证，以为是在攻击对方并刺痛对方，但实际上不过是在用鸡毛之类的物件擦对方的脚底板，使得对方唯觉痒痒，忍俊不禁。从这一意义上说，我觉得余古之讼不仅会偃旗息鼓，有朝一日，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握手言欢。至少，古老年轻的性格中有这样的可能性。
他的心态非常年轻。一个做文学批评、做文学史研究做了一辈子的学者，却能在晚年创造出学术相声这一类玩意儿，而且在各个地方、各种会议上进行展演，以此代替他的学术发言，这本身就说明他的学术思维和心理状态的年轻。他曾经沧海地反思学术的寂寞与冷漠，死板板的交流往往缺乏生气与温度，缺乏生动与吸引力，于是独辟蹊径设立了学术相声这样一种奇葩的学术讲述方式。他运用调侃讽喻、幽默风趣以及指桑說槐的相声手法，甚至包括插科打诨的喜剧手法，将严肃的学术问题表述于谈笑之间，将死板的学术话题展现于诙谐之中，而且这一切都远离了精雕细琢，远离了装腔作势，有意为之的粗砺、夯拙，越发显得清新、別致。
他严肃的学术著作有时也表现出不甘死板和生硬的风格，这同样需要年轻的学术心态。他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是一部足资借鉴、足资参考的学术著作，其中收录了台湾文学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全方位信息，应该是大陆学术界迄今为止关于台湾文学最为详实的且具检索性和工具性功能的资料集成，不过作者非常注意可读性，在文学事件中，“事典”收录了“双陈大战”“三陈会战”“余光中向历史自首”“陈映真两次被捕”“唐文标事件”“封杀於梨华”“周令飞飞台引发的鲁迅热”“邱妙津等作家自杀”等，单看词条，既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记忆意味，又有复杂生动的情节性，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也会葆有相当的阅读魅力。这样的书，需要学术定力，也需要活泼的学术心态和有趣的学术兴致，古老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从不缺少这样的心态和兴致。
他的作风非常年轻。一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学者，在学术上也不忘幽默、调侃的老顽童，可同时又保持着犀利甚至尖锐的批评风格，体现的常常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做派。古老从来不玩圆滑手段，甚至有时候连老练持重也不屑一顾。他的叙述批评常常指名道姓，不留情面，当然同时也显出一种学术正直和义正辞严。我记得他2016年对于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所著的《华语圖文学史》的批评可谓字字千钧，痛快淋漓，除了学理的坚持外还体现出学术意气和文化意气的力量，看得人确实过瘾。其实，“华语圖文学”同“华语系文学”从概念内涵上异曲同工，都带有浓厚的非学术性考量，对于这种非学术性因素的撕剥，体现的是一种畅快果敢的气性。古老给这样的批评风格做过概括，叫作“不戴面具”的批评，那是他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对袁良骏先生的形容，其实也应该是这位保持着年轻人血性和作风的古老的夫子自道。
古老的学术专著常常闪烁着判断力的光辉，他敢下结论，善于进行学理性的概括和文化性的评判，于是他的学术表达常常显得干净利落，干脆果决，完全远离了那种乡愿性的模棱和四平八稳的含糊其辞。古老在相关的台湾文学研究中曾将台湾的“大陆文学”、探亲文学和“三三文学现象”等都定义为“具有中国意识的文学”，将“老兵文学”定义为“弱势文学”，等等，经常体现出一个资深学者试图让陌生读者都能够瞬间捕捉到相关概念要领的苦心，但这样的断语是否一定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键是作者凭着学人的勇气和才情，敢于判断，敢于揣摩，敢于表达，哪怕有些毛糙，有些粗犷，那也是相对年轻的学术心态所体现的有时不免有些莽撞但总体上却是风风火火的作风。
这个老顽童的作风就是这样，还常带着青年人才有的横冲直撞意味。他经常在他的书中做出一些从老道的治学风格角度你觉得并不怎么合适的动作，以显示他的学术老顽童的作风。例如，他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年鉴》，竟然将人们在微信中调侃他的文字也当作附录收录于篇末，令人忍俊不禁，更觉古老不仅老当益壮，而且童心未眠。
他的思维相当年轻。一般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相当的成就，就会较多地想到稳固自己的学术地盘，不想太多接触別的学术思路。古老则不然，他总是敞开自己的学术视野，随时准备吸纳对于自己来说的新思路。也许他并不是对许多新的学术界说都带着认同和赞赏的态度，但至少他并不排斥，而且以一种年轻而健康的心态去接近它们。这使得他的学问总是充满着与他年龄明显脱钩的活力，同时也体现着他作为资深学者的虚怀若谷之风。在他独创的学术相声中，他常常老顽童似的拿自己的学问开涮，正是这种虚怀若谷之风的显现。 他对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的研究十分注重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又从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性，对一些泛政治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都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他有着年轻人的敏感，对于学术研究中的各种敏感问题，以及对于包含在学术问题中的非学术性的敏感话题，他都积极面对，从不含糊，体现出旺盛的学术文化触觉和饱满的论辩激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某种非学术性因素对于学术批评、学术研究会形成难以避免的牵累，而且这样的牵累会在出版之后的阅读、传播过程中反复出现。例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因而也是中国文学无法避开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常识，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在特定的学术情境下和特定的阅读氛围中，这些常识和事实一旦被强调，就往往意味着对某些非学术性牵扯因素的格外敏感，无论如何理直气壮，对于学术的干扰总是势在必然。正因如此，我近年来主张以“汉语新文学”容括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就是用现代汉语表现现代价值观念、审美趣尚和人生经验的新文学，自五四新文学发轫，蔚然形成一个伟大而充满生机的新传统，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抑或是在国外，构成的都是一个整体，没有必要分割成不同体制和不同地域而加以特別的政治定性。因此，汉语新文学的表述不仅简洁明快，概括力强，而且避免了动辄需进行非学术因素的概念论辩的尴尬。这与那种拔起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去中国化”倾向又毫无瓜葛，因为汉语一词不容置疑地包含着汉语使用者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在这个语言和文化共同体中，无论就新传统的发生和主体发展而言，还是文化影响和文学力量而言，中国大陆的中心地位不仅不容置疑，而且也无法动摇。任何一个以“汉语”为关键词的概念，都不言而喻地在其中心意义上指向中国大陆。古远清先生对我的这种学术思考表现出一定的距离，认为这是近些年来诸多关于华文文学边界思考的诸多有影响的概念之一，但他应该说对类似的思考又非常关注，而且有时候结合台湾文学的批评以及类似“华语圖文学”的论辩，将自己的思绪拉到了这种边界性的思考之中，从而使得自己的学术显示出一种回应时代的鲜活气息。
他的状态相当年轻。在学术上，他没有田园将芜的意识和垂垂老矣的感叹，有的是辛勤耕耘的情趣和壮心不已的雄心。他将编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当作自己晚年的一项“事业”，而在“晚年”还要如此执着于一份“事业”，可见他的状态如何地积极而年轻。编集“年鉴”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差事，不僅需要大量阅读本年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论著和论文，而且需要随时准备吸纳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观点、方法、思路以及相应的成果，这需要主编者敞开胸怀，广泛接触本领域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研究内容需要甄別、接受、消化或者扬弃、判断和批评，而且需与众多作者建立联系，要与各种类型的编者频频打交道，还要与相关的社团、杂志社和出版单位进行多次接触与协调，这里的行政工作也是烦不胜烦。这样的事情落在一个耄耋之辰的老学者身上，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气力上，都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但古老就是喜欢自找苦吃，自加压力，然后，虽然也能够自鸣得意，但往往终究免不了自作自受。这里需要年轻的学术思维，需要年轻的学术勇气，需要年轻的学术心态。古老可能不再年轻，但他一点也不缺少这些年轻的素质，看看他怎么样理解这个自找的差事的：“笔者要在‘年鉴’稿纸的逼仄里找到春天，找到花香，找到人生价值所在。”（《编辑“年鉴”成了我晚年的一项事业》）嘿，那口气、那神气、那浪漫的意气和稚气未脱的性气，活脱脱一个小伙子！
他的精力非常年轻。在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古老是一个全面的通才。他研究得最多的是诗，而诗歌研究需要非常年轻的思维方式。他的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文学科理论研究在多个地域和时代都实现了精彩的跨越。他的文学史研究覆盖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许多国家地区，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相关问题做过许多专题研究，取得了令人羡艳的成就。古先生是大陆学者中研究台湾文学起步甚早，积累很厚，成就很高的学者，访台多次，交友甚多，对台湾文学史料、掌故的熟识与把握在大陆学者中可谓首屈一指。他的台湾文学研究以当代文学资料的丰富和缜密取代台湾文学通史观察的漫衍和疏朗，以学术概述的简明和精当取代文学史研究的滞重与文学批评的率性，以过硬的史料及其富有学术秩序的整理取代对台湾文学现象的柔性分析。在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研究中，他同样以极大的热情搜集资料，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求全求真的魄力，一点都不输年轻一些的学者。我记得邀请他参与《澳门文学编年史》的撰著工作，他携师母人驻澳门，不仅在中华总商会资料藏馆埋头翻找各种资料，还经常出没于澳门的各家旧书店淘书，一个代表性的旧书肆叫做“烂鬼楼”的，就是他常去的地方。
他的中国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常常不留死角，务求全面观照。他特別注重统计各地文学的重要信息和资料，注意领略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并且对各地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事件、文学论争、文学机构与团体、文学媒介、文学奖项、出版单位、教研部门和作家小传、作品编目等，都进行全面系统的编制、整理，于是他的学术总能体现出林林总总的信息含量，以及洋洋洒洒的学术气派。他的这种学术劲头，通过这劲头体现出来的充沛的精力，即使是年轻人也很难具备。
古老的学术正年轻，古老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维都正年轻，古老的性气正年轻，古老的精神、古老的情趣、古老的志业都还年轻。他是一位年长的青年学人，是一位既放下了老年人的架子，又放下了老年人的矜持的年轻学者，因而一切迟暮的意味都远离了他。这样年轻的心态放在一位年长的先生身上，想不有趣都难。古老为人以及他的为学都十分有趣。
他的性格非常年轻。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副从不显老的面庞堆积着顽童似的笑。我不能确切地记得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认识古老，我的印象是在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招待所，在一个有些昏暗的楼道里，来自江苏的刘红林向我介绍了一起来开会的古老。那时他们好像是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与台湾文学有关的学术会议，而我是来开另外一个会的。不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古老提醒我，我们最初一次见面是在黄曼君老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真的记不清了，但应该都在1995年前后的样子，二十多年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古老见了我们这样的后辈，也没多少寒暄与客套，只是说，我最近买了你的什么什么书。听了叫人非常惶恐。一者惶恐于自己的一点东西，还惊动了年长的学者;二者惶恐于居然让古老这样的学者花钱买自己的书，而没有主动奉上求正。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如此关注后辈学人的著述，显出他的性格有多年轻。
作为一个学者，古远清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名人，至少通过网络查询可以看出，他超越于一般学者的闻名往往多与所谓“余古之争”或“余古之讼”有联系，而且在余秋雨的笔下，在一些尖酸苛刻的网络写手以及余秋雨的铁杆粉丝那里，古先生几乎成了无所事事然后又无事生非的无聊人物。对此，古老表现出的性格年轻而倔强：不依不饶，死磕到底，同时又机敏过人，风趣盎然。当余秋雨讽刺他是在一个财经大学里做文学教授的尴尬状态时，古老反唇相讥，说余先生是在一个戏剧学院里写他的散文。二人的思路和逻辑都是一样的，其中透露出来的挖苦的风趣与其说体现出论敌之间争讼的狠毒，不如说体现出两个文人之间带有某种无奈的调侃与抚摸。这是在年轻的文人之间容易发生的事情：出于某种意气，完全不需要激于某种义愤，立即火进火燎地骂将起来;到一定的程度忽然觉得相骂的两方都陷入了某种尴尬，于是彼此通过无关痛痒的比喻以及细枝末节的引证，以为是在攻击对方并刺痛对方，但实际上不过是在用鸡毛之类的物件擦对方的脚底板，使得对方唯觉痒痒，忍俊不禁。从这一意义上说，我觉得余古之讼不仅会偃旗息鼓，有朝一日，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握手言欢。至少，古老年轻的性格中有这样的可能性。
他的心态非常年轻。一个做文学批评、做文学史研究做了一辈子的学者，却能在晚年创造出学术相声这一类玩意儿，而且在各个地方、各种会议上进行展演，以此代替他的学术发言，这本身就说明他的学术思维和心理状态的年轻。他曾经沧海地反思学术的寂寞与冷漠，死板板的交流往往缺乏生气与温度，缺乏生动与吸引力，于是独辟蹊径设立了学术相声这样一种奇葩的学术讲述方式。他运用调侃讽喻、幽默风趣以及指桑說槐的相声手法，甚至包括插科打诨的喜剧手法，将严肃的学术问题表述于谈笑之间，将死板的学术话题展现于诙谐之中，而且这一切都远离了精雕细琢，远离了装腔作势，有意为之的粗砺、夯拙，越发显得清新、別致。
他严肃的学术著作有时也表现出不甘死板和生硬的风格，这同样需要年轻的学术心态。他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是一部足资借鉴、足资参考的学术著作，其中收录了台湾文学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全方位信息，应该是大陆学术界迄今为止关于台湾文学最为详实的且具检索性和工具性功能的资料集成，不过作者非常注意可读性，在文学事件中，“事典”收录了“双陈大战”“三陈会战”“余光中向历史自首”“陈映真两次被捕”“唐文标事件”“封杀於梨华”“周令飞飞台引发的鲁迅热”“邱妙津等作家自杀”等，单看词条，既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记忆意味，又有复杂生动的情节性，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也会葆有相当的阅读魅力。这样的书，需要学术定力，也需要活泼的学术心态和有趣的学术兴致，古老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从不缺少这样的心态和兴致。
他的作风非常年轻。一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学者，在学术上也不忘幽默、调侃的老顽童，可同时又保持着犀利甚至尖锐的批评风格，体现的常常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做派。古老从来不玩圆滑手段，甚至有时候连老练持重也不屑一顾。他的叙述批评常常指名道姓，不留情面，当然同时也显出一种学术正直和义正辞严。我记得他2016年对于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所著的《华语圖文学史》的批评可谓字字千钧，痛快淋漓，除了学理的坚持外还体现出学术意气和文化意气的力量，看得人确实过瘾。其实，“华语圖文学”同“华语系文学”从概念内涵上异曲同工，都带有浓厚的非学术性考量，对于这种非学术性因素的撕剥，体现的是一种畅快果敢的气性。古老给这样的批评风格做过概括，叫作“不戴面具”的批评，那是他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对袁良骏先生的形容，其实也应该是这位保持着年轻人血性和作风的古老的夫子自道。
古老的学术专著常常闪烁着判断力的光辉，他敢下结论，善于进行学理性的概括和文化性的评判，于是他的学术表达常常显得干净利落，干脆果决，完全远离了那种乡愿性的模棱和四平八稳的含糊其辞。古老在相关的台湾文学研究中曾将台湾的“大陆文学”、探亲文学和“三三文学现象”等都定义为“具有中国意识的文学”，将“老兵文学”定义为“弱势文学”，等等，经常体现出一个资深学者试图让陌生读者都能够瞬间捕捉到相关概念要领的苦心，但这样的断语是否一定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键是作者凭着学人的勇气和才情，敢于判断，敢于揣摩，敢于表达，哪怕有些毛糙，有些粗犷，那也是相对年轻的学术心态所体现的有时不免有些莽撞但总体上却是风风火火的作风。
这个老顽童的作风就是这样，还常带着青年人才有的横冲直撞意味。他经常在他的书中做出一些从老道的治学风格角度你觉得并不怎么合适的动作，以显示他的学术老顽童的作风。例如，他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年鉴》，竟然将人们在微信中调侃他的文字也当作附录收录于篇末，令人忍俊不禁，更觉古老不仅老当益壮，而且童心未眠。
他的思维相当年轻。一般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相当的成就，就会较多地想到稳固自己的学术地盘，不想太多接触別的学术思路。古老则不然，他总是敞开自己的学术视野，随时准备吸纳对于自己来说的新思路。也许他并不是对许多新的学术界说都带着认同和赞赏的态度，但至少他并不排斥，而且以一种年轻而健康的心态去接近它们。这使得他的学问总是充满着与他年龄明显脱钩的活力，同时也体现着他作为资深学者的虚怀若谷之风。在他独创的学术相声中，他常常老顽童似的拿自己的学问开涮，正是这种虚怀若谷之风的显现。 他对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的研究十分注重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又从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性，对一些泛政治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都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他有着年轻人的敏感，对于学术研究中的各种敏感问题，以及对于包含在学术问题中的非学术性的敏感话题，他都积极面对，从不含糊，体现出旺盛的学术文化触觉和饱满的论辩激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某种非学术性因素对于学术批评、学术研究会形成难以避免的牵累，而且这样的牵累会在出版之后的阅读、传播过程中反复出现。例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因而也是中国文学无法避开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常识，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在特定的学术情境下和特定的阅读氛围中，这些常识和事实一旦被强调，就往往意味着对某些非学术性牵扯因素的格外敏感，无论如何理直气壮，对于学术的干扰总是势在必然。正因如此，我近年来主张以“汉语新文学”容括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就是用现代汉语表现现代价值观念、审美趣尚和人生经验的新文学，自五四新文学发轫，蔚然形成一个伟大而充满生机的新传统，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抑或是在国外，构成的都是一个整体，没有必要分割成不同体制和不同地域而加以特別的政治定性。因此，汉语新文学的表述不仅简洁明快，概括力强，而且避免了动辄需进行非学术因素的概念论辩的尴尬。这与那种拔起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去中国化”倾向又毫无瓜葛，因为汉语一词不容置疑地包含着汉语使用者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在这个语言和文化共同体中，无论就新传统的发生和主体发展而言，还是文化影响和文学力量而言，中国大陆的中心地位不仅不容置疑，而且也无法动摇。任何一个以“汉语”为关键词的概念，都不言而喻地在其中心意义上指向中国大陆。古远清先生对我的这种学术思考表现出一定的距离，认为这是近些年来诸多关于华文文学边界思考的诸多有影响的概念之一，但他应该说对类似的思考又非常关注，而且有时候结合台湾文学的批评以及类似“华语圖文学”的论辩，将自己的思绪拉到了这种边界性的思考之中，从而使得自己的学术显示出一种回应时代的鲜活气息。
他的状态相当年轻。在学术上，他没有田园将芜的意识和垂垂老矣的感叹，有的是辛勤耕耘的情趣和壮心不已的雄心。他将编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当作自己晚年的一项“事业”，而在“晚年”还要如此执着于一份“事业”，可见他的状态如何地积极而年轻。编集“年鉴”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差事，不僅需要大量阅读本年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论著和论文，而且需要随时准备吸纳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观点、方法、思路以及相应的成果，这需要主编者敞开胸怀，广泛接触本领域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研究内容需要甄別、接受、消化或者扬弃、判断和批评，而且需与众多作者建立联系，要与各种类型的编者频频打交道，还要与相关的社团、杂志社和出版单位进行多次接触与协调，这里的行政工作也是烦不胜烦。这样的事情落在一个耄耋之辰的老学者身上，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气力上，都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但古老就是喜欢自找苦吃，自加压力，然后，虽然也能够自鸣得意，但往往终究免不了自作自受。这里需要年轻的学术思维，需要年轻的学术勇气，需要年轻的学术心态。古老可能不再年轻，但他一点也不缺少这些年轻的素质，看看他怎么样理解这个自找的差事的：“笔者要在‘年鉴’稿纸的逼仄里找到春天，找到花香，找到人生价值所在。”（《编辑“年鉴”成了我晚年的一项事业》）嘿，那口气、那神气、那浪漫的意气和稚气未脱的性气，活脱脱一个小伙子！
他的精力非常年轻。在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古老是一个全面的通才。他研究得最多的是诗，而诗歌研究需要非常年轻的思维方式。他的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文学科理论研究在多个地域和时代都实现了精彩的跨越。他的文学史研究覆盖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许多国家地区，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相关问题做过许多专题研究，取得了令人羡艳的成就。古先生是大陆学者中研究台湾文学起步甚早，积累很厚，成就很高的学者，访台多次，交友甚多，对台湾文学史料、掌故的熟识与把握在大陆学者中可谓首屈一指。他的台湾文学研究以当代文学资料的丰富和缜密取代台湾文学通史观察的漫衍和疏朗，以学术概述的简明和精当取代文学史研究的滞重与文学批评的率性，以过硬的史料及其富有学术秩序的整理取代对台湾文学现象的柔性分析。在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研究中，他同样以极大的热情搜集资料，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求全求真的魄力，一点都不输年轻一些的学者。我记得邀请他参与《澳门文学编年史》的撰著工作，他携师母人驻澳门，不仅在中华总商会资料藏馆埋头翻找各种资料，还经常出没于澳门的各家旧书店淘书，一个代表性的旧书肆叫做“烂鬼楼”的，就是他常去的地方。
他的中国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常常不留死角，务求全面观照。他特別注重统计各地文学的重要信息和资料，注意领略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并且对各地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事件、文学论争、文学机构与团体、文学媒介、文学奖项、出版单位、教研部门和作家小传、作品编目等，都进行全面系统的编制、整理，于是他的学术总能体现出林林总总的信息含量，以及洋洋洒洒的学术气派。他的这种学术劲头，通过这劲头体现出来的充沛的精力，即使是年轻人也很难具备。
古老的学术正年轻，古老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维都正年轻，古老的性气正年轻，古老的精神、古老的情趣、古老的志业都还年轻。他是一位年长的青年学人，是一位既放下了老年人的架子，又放下了老年人的矜持的年轻学者，因而一切迟暮的意味都远离了他。这样年轻的心态放在一位年长的先生身上，想不有趣都难。古老为人以及他的为学都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