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40年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经历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行政区域缩放，城市化全面推进等一系列阶段，发展过程逐步由重“量”转为重“质”。2014年3月，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出台，一改多年来对城镇化的单一评价指标，转而采用更为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城镇化水平予以衡量。在政策中，首先推行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而非以往的“地的城镇化”。
　　政策导向的转变会对现有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人口结构及整体经济发展方式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方式下，城乡公共服务受益有非常大的区别。在传统城镇化发展路径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受到晋升激励的影响和经济赶超压力从而偏好于经济投资建设，另一方面缺少标准化规制和评价的约束从而提供良莠不齐的公共服务，从而造成大部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落后于经济建设发展水平。另外，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带动农村收入增长的主力军，却无法同城市人口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受益权，反而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因此学界对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
　　本文意图研究新型城镇化政策与传统城镇化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本文首先对城乡公共服务现状及出台的系列政策进行了介绍和梳理，继而采用理论分析及理论模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然后，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根据数据可获性测算了2007-2014年全国省级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后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通过改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相对于传统化政策，是一种更为健康的城市化发展方式。以往研究对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存在着高估，且忽视了其健康水平。当新型城镇化水平未达到临界值时，指标的严格性会使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产生马太效应。当超过临界值后，新型城镇化政策将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应当继续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政策，落实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受益权，从而从长远上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