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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的学名叫“铜胎掐丝珐琅”。关于它的来源至今还有两种说法。海内说认为我国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这种工艺，但相关的出土文物非常少。海外说则认为是元代忽必烈征战中亚时将这种工艺带回了中国，其制造技艺与艺术创造理念受到中华文化的极大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掐丝珐琅器。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明代景泰年问这种工艺达到了第一个兴盛期，因其釉料颜色以蓝色为主，从此以“景泰蓝”之名盛行宫廷。清代乾隆年间，景泰蓝采用延伸性更好的纯铜做原料，工艺达到顶峰。那时候，景泰蓝工匠都是御用工匠，产品专供宫廷。清代嘉庆年间起，皇宫造办处逐渐停产。晚清以后，造办处的工匠流散民间，民间景泰蓝作坊相应增多，景泰蓝自此从宫廷走向了民间。民国时期，以“老天利”为代表的作坊生产的景泰蓝质量最好。
景泰蓝至今仍为手工制作，包括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复杂工艺过程。作为中国工艺美术中最为繁复的门类，景泰蓝的制作既运用了青铜和瓷器工艺，又融入了传统手工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进入新中国时期，景泰蓝与玉器、牙雕、漆器被合称为中国工艺美术“四大名旦”。如果要回顾新中国60年来工艺美术品走过的历程，以景泰蓝为标本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而提到景泰蓝，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张同禄。从1958年入行算起，张同禄从事景泰蓝工艺已逾50个年头。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全面掌握景泰蓝全部技艺的专家，被誉为“中国景泰蓝第一人”。可以说，他是新中国60年里景泰蓝等传统手工艺的兴衰史的亲历者。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张同禄，请他讲述他和景泰蓝共同走过的一甲子。
见证景泰蓝的辉煌
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初期，许多民间景泰蓝作坊在战乱中相继倒闭，景泰蓝工艺陷入低迷。到解放前夕，仅有60多人从事景泰蓝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整个传统手工艺采取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传统手工艺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除了粮食和初级矿业品外，没有其他可供出口的产品，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就“勇挑重担”，成为当时出口换汇的大户。
1950年6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北京市特种工艺品公司。1951年，为了尽快恢复并规范景泰蓝的生产，成立了研究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试验厂。同时，清华大学营建系在梁思成、林徽因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美术小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设计了一些样式。
在随后几年的合作化高潮中，景泰蓝小作坊变成了几大景泰蓝生产合作社。1956年，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中，由42个珐琅作坊合并组成了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和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大跃进时期，这些生产单位又合并成了两个厂：北京景泰蓝厂和北京珐琅厂。
张同禄就是在1958年误打误撞进了北京市景泰蓝厂。他从小喜欢画画。在一幅表现景泰蓝老艺人掐丝的纪录片剧照上，因为照片说明说的是“景泰蓝老艺人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让他误以为景泰蓝是画出来的。中学毕业时，他就在老师的动员下考入了北京市景泰蓝厂。
到厂后，张同禄被分配做铜胎造型，每天用铁锤敲打出各种形状的铜胎。工厂的师傅告诉他， “一年铜胎、两年掐丝、三年学绘画”是学做景泰蓝的必经之路。虽然单调，张同禄回忆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的行列中“干劲很大，一天能打40多个铜胎”。
做了一年的铜胎后，张同禄觉得自己的工作和铁匠没有什么区别，和画画更是两码事。景泰蓝的每道大工序下面又分很多小工序，每个人干一道工序，流水线作业，一个寻常的景泰蓝花瓶要几十人经手才能完成。按常规，每个工人只可能负责景泰蓝的一个工序。张同禄不想做一辈子铜胎。他辞去工作，考上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这个学校1958年刚成立，所设的金属工艺专业是专门培养景泰蓝设计人员的。张同禄很幸运，在特种工艺美术中，景泰蓝是最早配备专业创作设计人员的行业。
3年后，张同禄毕业分配到原单位。此时，北京景泰蓝厂已经变成北京工艺美术厂，集中了景泰蓝、玉器、牙雕、雕漆、花丝镶嵌、手工织毯、京绣、金漆镶嵌等14种传统手工艺。成为全国最大的传统工艺生产基地。在进入厂里的设计室工作之前，张同禄到上釉车间锻炼了一年，掌握了点蓝的实际操作。1968年“文革”期间，张同禄又被下放到掐丝车间一年。就这样，景泰蓝工艺的几道关键工序，张同禄全面地掌握了。
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包括景泰蓝在内的各种传统手工艺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整个五六十年代仍然是传统手工艺难得的复兴期。北京工艺美术厂一度成为北京市的创汇大户和外宾重点参观单位。景泰蓝大部分出口国外，销路非常好，60年代初大多是销往罗马尼亚、苏联、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后来又销往西欧的一些国家，最后甚至到了只要有丝、有蓝(没有最后完成的景泰蓝)就能卖的地步，在国内也是供不应求。张同禄回忆，那时候景泰蓝分厂是工艺美术厂从业人员最多、产值最高的行业，产值利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全厂的一半。当时出口1元人民币的景泰蓝就能换回1美元的外汇，而牙雕和玉雕则分别是4元和6元人民币换1美元。当时他们的想法也很单纯，就是要加班加点地多干活，多为国家创汇。另外，北京工艺美术厂还承担着政治任务，那就是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和外国友人的参观和学习，张同禄记得泰国公主就曾专门来厂学习过刺绣。
这样的辉煌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文革”开始后，景泰蓝也和其他手工艺一样受到猛烈冲击。红卫兵不让生产景泰蓝，最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说“凡是思想上不反动的工艺都可以恢复生产”，景泰蓝才得以解禁，并逐步恢复到以前的生产水平。但山水、花鸟、帝王等传统图案作为封、资、修被禁，只能做工农兵、“农林牧副渔”“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革命样板戏的题材图案。可是景泰蓝工艺本身并不适合塑造人物。为了最大限度地恢复传统题材的图案，张同禄开始斗智斗勇。“毛主席诗词里的‘芙蓉国里尽朝晖’‘梅花欢喜漫天雪’‘蝶恋花’等等都是花，景泰蓝工艺为什么就不能有花，就是封、资、修呢?”他大胆地设计了以毛主席诗词为内容的“蝶花”图案，并在造型上一改传统的“一个大肚、一个嘴”的形象，使器皿造型挺拔、线条流畅，图案则是曲线与直线相结合、空白与纹饰相结合。“蝶花”图案从此成为景泰蓝名牌产品，长盛不衰。
泄密传言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景泰蓝技术遭泄密的传言，起因是日本稻叶七宝烧株式会社来华交流。七宝烧是日语中对金属珐琅器的称谓。因其烧制工艺源于中国的景泰蓝，故又有“日本的景泰 蓝”之称。但七宝烧并不完全是景泰蓝。景泰蓝用的是不透明的珐琅质釉，七宝烧却是透明釉。1976年，日本稻叶七宝烧株式会社致信中国外交部，大意是七宝烧来源于中国，在日本得到了独特的发展，变成了日本自己的工艺。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学，已经到了人亡艺绝的地步，希望把这门技术传回中国，由中国生产，他们公司销售。一来可以促进中日友好，二来也可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文件从外交部打到外贸部，又打到了北京工艺美术厂。当时国内思想仍然比较左，景泰蓝工艺是保密的。张同禄的想法是艺术无国界，日本的技术肯定也有优点。同意日本来华交流后，上面批示“以冷对冷，以热对热”，日本方面如果愿意传授技术，咱们就有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说起曾经流传一时的日本人利用参观之机偷走景泰蓝工艺的所谓“第一失密案”，当时负责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张同禄最有发言权。当年日本人在厂里既没有录像也没有摄影。要说泄密，60年代东欧国家游客来景泰蓝厂摄影摄像的就很多，这算什么大事?而且景泰蓝工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是被过高地估计了。最初把景泰蓝定为机密是因为要求必须申报，无奈之下，考虑到掐丝工艺的一些模具具有独创性，就把掐丝车间申报成了机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就被取消了。但那时因为是机密，反而失去了和外资合作的机会。张同禄说，如果当时能招商引资，可能景泰蓝厂早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报纸声称日本学会中国的技术后占领了国际市场，可是30年来日本没有生产出一件景泰蓝，根本没有对中国造成过冲击。
相反，日本代表团那次访华带来的很多产品让张同禄大开眼界。接触过七宝烧后，张同禄感到双方各有优点。七宝烧的釉料干净、亮丽、油润，而且铜胎质量极好，含铜量高达99％，而景泰蓝的铜胎含铜量才到85％，杂质很多。张同禄笑言，那时候咱们国家的纯铜都拿去做军火了。但他由此得到启发，如果没有高纯度的铜，何不独辟蹊径试试改用银胎?实践证明，银胎掐丝的效果相当好，在国际展览上极受欢迎。这也是景泰蓝工艺发展上的一大创新。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同禄当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副厂长兼总工艺师。在领导各种工艺行业创新的同时，他也尝试将牙雕、玉雕、花丝镶嵌等多种工艺、材质运用到景泰蓝的制作中，使景泰蓝的造型、题材更加丰富，最终完成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他的作品造型新颖、多样，小不盈尺，大可丈余，以“奇、巧、俏、美”自成一派。从80年代开始，张同禄就成了业界公认的中国景泰蓝第一人。
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胸襟使张同禄的景泰蓝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1987年，他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结合，研制出一种新型景泰蓝工艺——珐琅珀晶，并荣获在美国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发明展发明大奖。珐琅珀晶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木头、石头等任何材质上构图，釉干后用人造琥珀罩面封闭，不必掐丝和烧制，既节省工序，又比传统的景泰蓝色泽丰艳，而且可以做出国画、油画等多种美术效果，并制成屏风、壁画等平面景泰蓝。有专家评论，珐琅珀晶是景泰蓝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新艺术品。
困境和传承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以北京工艺美术厂和北京珐琅厂为代表的正宗的景泰蓝生产厂家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产品基本上都出口，国内市场很少见到。但此后，市场放开，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都是国家包销产品，由专门的公司出口，再加上产品供不应求，从来不需要考虑销路的问题。90年代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张同禄形容就像一个孩子，本来一直有大人在前面牵着手带路，突然有一天大人说不管你了，自己走吧。另外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没有适应时代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有段时期提倡“船小好调头”，于是北京工艺美术厂被一分为六；后来又说“船大顶风浪”，又把六个厂合为一个，几经折腾，无形中给企业造成了大量的内耗。
而来自外部的直接威胁是北京周边及其他地方涌现的生产景泰蓝的小工厂。在利润的刺激下，这些原本大多只能从事粗工活或某一生产环节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景泰蓝产品，导致市面上的产品质量和艺术水平急速下降，对正宗厂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景泰蓝突然从旺销变成了滞销。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景泰蓝工厂越来越举步维艰。2004年底，北京工艺美术厂因为连年亏损而宣布破产。在决定破产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张同禄是技术干部中唯一一个没有投赞成票的。但这无济于事，他还是成了下岗工人。
作为工艺美术大师，虽然下岗了，还有国家按月发补助，不愁吃穿，但张同禄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做了一辈子的景泰蓝走向衰亡。2005年，63岁的张同禄下海了——他动用毕生积蓄，召集10多个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后失业的景泰蓝技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公司。搞设计，抓生产，跑销售，张同禄拼命忙碌，只希望这门手艺别断了香火。
这一期间，张同禄耗时两年，经过上万次的试验摸索，制作出作品“天龙八部”，抢救性地恢复了已失传200多年的铸胎技术。这套取材自佛教典籍的作品共50多个人物，每一件都经过塑形、铸造、雕錾、掐丝、点釉、烧结、磨光、镀金、宝石镶嵌等38道复杂的全手工制作工序，造型风格独特，色彩柔和典雅，釉料细腻温润。金庸看到后，忍不住赞叹“这是真正的天龙八部”，还特意为之题字“佛宝天龙八部”。他为哈尔滨火车站广场制作的一座6米高的景泰蓝“金鸡报春”雕塑，研制的特殊保护层克服了景泰蓝镀金易锈的问题，使景泰蓝第一次走出室外。
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果让张同禄感到自己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报。但说起未来景泰蓝的发展前景，他仍然忧心忡忡。
后继乏人是首要的问题。张同禄说，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后，像他这样的特级大师还好，还能继续干这个行业。可是原先厂里从事景泰蓝生产的四五百名熟练工人，破产后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十几个，剩下的只有另谋出路，甚至去扫马路或者卖白菜。经验丰富的景泰蓝技工的流失，对于这一传统工艺是致命一击。张同禄的公司能吸纳的也只有20人左右。而且，现在和他一起做景泰蓝的技师，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了，再过十几年，这些人做不动了，真正的景泰蓝也就没了。上世纪80年代时还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景泰蓝技师，现在这样的学校也没有了，只能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而收入微薄、工作辛苦，也使年轻人不愿学习这门手艺。现在开设景泰蓝工作室的大师，算上他自己，也就是区区三个而已。目前他正式收徒有10人，其中最年轻的30多岁。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同样令张同禄十分无奈。当年他开发了珐琅铂晶后，申请了国家专利，但没多久，山东的一家地方小厂就推出了仿制的珀晶制品。更令张同禄气愤不已的是，某杂志刊登 文章，说是北京密云的一个农民发明了这项工艺。张同禄抱着“男秋菊”打官司的态度把对方告上了法庭。经过张同禄当场鉴定，假铂晶用的釉料是大理石粉，工艺是嵌丝而非掐丝。但对方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农民，张同禄提出的25万元的侵权费最终减到了6000元，仅够诉讼费。这样的结果让张同禄几乎不敢再推出新发明。景泰蓝属于纯手工产品，每一步都不能有差错。尤其是点蓝环节，不同的艺术水准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好的景泰蓝作品整体创意格调高雅，造型端庄，色彩搭配养眼。如今生产景泰蓝的厂家多如牛毛，其中很多是农村简易的手工作坊。由于参与人多并使用机器制造，大量的假冒伪劣景泰蓝制品流入市场，直接后果就是把昔日高贵典雅的宫廷艺术景泰蓝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景泰滥”。
从景泰蓝本身来看，也是问题多多。张同禄说，原材料是影响景泰蓝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制作景泰蓝的原料，无论是颜色还是光泽度，都比明清时期的要逊色很多。原因很简单，从前为宫廷制作，可以不计成本，可以在原材料中添加金、银等贵重金属。但现在要考虑市场销路，成本太高了就没人买；同时，对制作景泰蓝新材料的研究又没有跟上，严重制约了景泰蓝的发展。张同禄介绍说，景泰蓝的釉料以法国的为最好，附着力强，效果出众。进口的釉料水洗后不会造成浪费，国产的釉料一斤洗完后只剩七两。但进口的釉料贵，一公斤500元，还必须是大量购买。国产的釉料一公斤也就几十元。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专业的景泰蓝釉料厂了，进料只好找河北一家福利工厂，每批货的颜色都不太一样，釉料革新更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现在景泰蓝仍沿用原来的技艺、材料制作，缺少新的思想意识、方式方法。对此，张同禄的观点是“守成只是一条死路，创新才有一线生机”。他把自己的公司取名叫禄颖兰釉艺工艺品有限公司，就是取“张同禄新颖景泰蓝”之意。他的目标是改变过去几十年来工艺商品的制作模式，真正把景泰蓝当作艺术品来对待，不再像以前那样批量生产，而要创新，走精品路线，创作既有新时代艺术特色又有文化内涵的高档艺术品。
算起来，1958年张同禄进北京景泰蓝厂时，年方16，到2004年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时，已是花甲老人。他亲历了景泰蓝创汇的辉煌，也目睹了产品积压在车间里生锈落灰的惨状，就像他自己所说，“看着厂生，看着厂死”。如今，虽有无限感伤，虽然明知前路维艰，他还是要为了国宝景泰蓝的传承继续坚持走下去。
景泰蓝至今仍为手工制作，包括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复杂工艺过程。作为中国工艺美术中最为繁复的门类，景泰蓝的制作既运用了青铜和瓷器工艺，又融入了传统手工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进入新中国时期，景泰蓝与玉器、牙雕、漆器被合称为中国工艺美术“四大名旦”。如果要回顾新中国60年来工艺美术品走过的历程，以景泰蓝为标本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而提到景泰蓝，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张同禄。从1958年入行算起，张同禄从事景泰蓝工艺已逾50个年头。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全面掌握景泰蓝全部技艺的专家，被誉为“中国景泰蓝第一人”。可以说，他是新中国60年里景泰蓝等传统手工艺的兴衰史的亲历者。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张同禄，请他讲述他和景泰蓝共同走过的一甲子。
见证景泰蓝的辉煌
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初期，许多民间景泰蓝作坊在战乱中相继倒闭，景泰蓝工艺陷入低迷。到解放前夕，仅有60多人从事景泰蓝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整个传统手工艺采取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传统手工艺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除了粮食和初级矿业品外，没有其他可供出口的产品，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就“勇挑重担”，成为当时出口换汇的大户。
1950年6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北京市特种工艺品公司。1951年，为了尽快恢复并规范景泰蓝的生产，成立了研究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试验厂。同时，清华大学营建系在梁思成、林徽因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美术小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设计了一些样式。
在随后几年的合作化高潮中，景泰蓝小作坊变成了几大景泰蓝生产合作社。1956年，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中，由42个珐琅作坊合并组成了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和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大跃进时期，这些生产单位又合并成了两个厂：北京景泰蓝厂和北京珐琅厂。
张同禄就是在1958年误打误撞进了北京市景泰蓝厂。他从小喜欢画画。在一幅表现景泰蓝老艺人掐丝的纪录片剧照上，因为照片说明说的是“景泰蓝老艺人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让他误以为景泰蓝是画出来的。中学毕业时，他就在老师的动员下考入了北京市景泰蓝厂。
到厂后，张同禄被分配做铜胎造型，每天用铁锤敲打出各种形状的铜胎。工厂的师傅告诉他， “一年铜胎、两年掐丝、三年学绘画”是学做景泰蓝的必经之路。虽然单调，张同禄回忆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的行列中“干劲很大，一天能打40多个铜胎”。
做了一年的铜胎后，张同禄觉得自己的工作和铁匠没有什么区别，和画画更是两码事。景泰蓝的每道大工序下面又分很多小工序，每个人干一道工序，流水线作业，一个寻常的景泰蓝花瓶要几十人经手才能完成。按常规，每个工人只可能负责景泰蓝的一个工序。张同禄不想做一辈子铜胎。他辞去工作，考上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这个学校1958年刚成立，所设的金属工艺专业是专门培养景泰蓝设计人员的。张同禄很幸运，在特种工艺美术中，景泰蓝是最早配备专业创作设计人员的行业。
3年后，张同禄毕业分配到原单位。此时，北京景泰蓝厂已经变成北京工艺美术厂，集中了景泰蓝、玉器、牙雕、雕漆、花丝镶嵌、手工织毯、京绣、金漆镶嵌等14种传统手工艺。成为全国最大的传统工艺生产基地。在进入厂里的设计室工作之前，张同禄到上釉车间锻炼了一年，掌握了点蓝的实际操作。1968年“文革”期间，张同禄又被下放到掐丝车间一年。就这样，景泰蓝工艺的几道关键工序，张同禄全面地掌握了。
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包括景泰蓝在内的各种传统手工艺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整个五六十年代仍然是传统手工艺难得的复兴期。北京工艺美术厂一度成为北京市的创汇大户和外宾重点参观单位。景泰蓝大部分出口国外，销路非常好，60年代初大多是销往罗马尼亚、苏联、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后来又销往西欧的一些国家，最后甚至到了只要有丝、有蓝(没有最后完成的景泰蓝)就能卖的地步，在国内也是供不应求。张同禄回忆，那时候景泰蓝分厂是工艺美术厂从业人员最多、产值最高的行业，产值利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全厂的一半。当时出口1元人民币的景泰蓝就能换回1美元的外汇，而牙雕和玉雕则分别是4元和6元人民币换1美元。当时他们的想法也很单纯，就是要加班加点地多干活，多为国家创汇。另外，北京工艺美术厂还承担着政治任务，那就是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和外国友人的参观和学习，张同禄记得泰国公主就曾专门来厂学习过刺绣。
这样的辉煌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文革”开始后，景泰蓝也和其他手工艺一样受到猛烈冲击。红卫兵不让生产景泰蓝，最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说“凡是思想上不反动的工艺都可以恢复生产”，景泰蓝才得以解禁，并逐步恢复到以前的生产水平。但山水、花鸟、帝王等传统图案作为封、资、修被禁，只能做工农兵、“农林牧副渔”“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革命样板戏的题材图案。可是景泰蓝工艺本身并不适合塑造人物。为了最大限度地恢复传统题材的图案，张同禄开始斗智斗勇。“毛主席诗词里的‘芙蓉国里尽朝晖’‘梅花欢喜漫天雪’‘蝶恋花’等等都是花，景泰蓝工艺为什么就不能有花，就是封、资、修呢?”他大胆地设计了以毛主席诗词为内容的“蝶花”图案，并在造型上一改传统的“一个大肚、一个嘴”的形象，使器皿造型挺拔、线条流畅，图案则是曲线与直线相结合、空白与纹饰相结合。“蝶花”图案从此成为景泰蓝名牌产品，长盛不衰。
泄密传言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景泰蓝技术遭泄密的传言，起因是日本稻叶七宝烧株式会社来华交流。七宝烧是日语中对金属珐琅器的称谓。因其烧制工艺源于中国的景泰蓝，故又有“日本的景泰 蓝”之称。但七宝烧并不完全是景泰蓝。景泰蓝用的是不透明的珐琅质釉，七宝烧却是透明釉。1976年，日本稻叶七宝烧株式会社致信中国外交部，大意是七宝烧来源于中国，在日本得到了独特的发展，变成了日本自己的工艺。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学，已经到了人亡艺绝的地步，希望把这门技术传回中国，由中国生产，他们公司销售。一来可以促进中日友好，二来也可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文件从外交部打到外贸部，又打到了北京工艺美术厂。当时国内思想仍然比较左，景泰蓝工艺是保密的。张同禄的想法是艺术无国界，日本的技术肯定也有优点。同意日本来华交流后，上面批示“以冷对冷，以热对热”，日本方面如果愿意传授技术，咱们就有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说起曾经流传一时的日本人利用参观之机偷走景泰蓝工艺的所谓“第一失密案”，当时负责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张同禄最有发言权。当年日本人在厂里既没有录像也没有摄影。要说泄密，60年代东欧国家游客来景泰蓝厂摄影摄像的就很多，这算什么大事?而且景泰蓝工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是被过高地估计了。最初把景泰蓝定为机密是因为要求必须申报，无奈之下，考虑到掐丝工艺的一些模具具有独创性，就把掐丝车间申报成了机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就被取消了。但那时因为是机密，反而失去了和外资合作的机会。张同禄说，如果当时能招商引资，可能景泰蓝厂早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报纸声称日本学会中国的技术后占领了国际市场，可是30年来日本没有生产出一件景泰蓝，根本没有对中国造成过冲击。
相反，日本代表团那次访华带来的很多产品让张同禄大开眼界。接触过七宝烧后，张同禄感到双方各有优点。七宝烧的釉料干净、亮丽、油润，而且铜胎质量极好，含铜量高达99％，而景泰蓝的铜胎含铜量才到85％，杂质很多。张同禄笑言，那时候咱们国家的纯铜都拿去做军火了。但他由此得到启发，如果没有高纯度的铜，何不独辟蹊径试试改用银胎?实践证明，银胎掐丝的效果相当好，在国际展览上极受欢迎。这也是景泰蓝工艺发展上的一大创新。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同禄当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副厂长兼总工艺师。在领导各种工艺行业创新的同时，他也尝试将牙雕、玉雕、花丝镶嵌等多种工艺、材质运用到景泰蓝的制作中，使景泰蓝的造型、题材更加丰富，最终完成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他的作品造型新颖、多样，小不盈尺，大可丈余，以“奇、巧、俏、美”自成一派。从80年代开始，张同禄就成了业界公认的中国景泰蓝第一人。
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胸襟使张同禄的景泰蓝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1987年，他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结合，研制出一种新型景泰蓝工艺——珐琅珀晶，并荣获在美国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发明展发明大奖。珐琅珀晶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木头、石头等任何材质上构图，釉干后用人造琥珀罩面封闭，不必掐丝和烧制，既节省工序，又比传统的景泰蓝色泽丰艳，而且可以做出国画、油画等多种美术效果，并制成屏风、壁画等平面景泰蓝。有专家评论，珐琅珀晶是景泰蓝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新艺术品。
困境和传承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以北京工艺美术厂和北京珐琅厂为代表的正宗的景泰蓝生产厂家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产品基本上都出口，国内市场很少见到。但此后，市场放开，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都是国家包销产品，由专门的公司出口，再加上产品供不应求，从来不需要考虑销路的问题。90年代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张同禄形容就像一个孩子，本来一直有大人在前面牵着手带路，突然有一天大人说不管你了，自己走吧。另外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没有适应时代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有段时期提倡“船小好调头”，于是北京工艺美术厂被一分为六；后来又说“船大顶风浪”，又把六个厂合为一个，几经折腾，无形中给企业造成了大量的内耗。
而来自外部的直接威胁是北京周边及其他地方涌现的生产景泰蓝的小工厂。在利润的刺激下，这些原本大多只能从事粗工活或某一生产环节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景泰蓝产品，导致市面上的产品质量和艺术水平急速下降，对正宗厂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景泰蓝突然从旺销变成了滞销。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景泰蓝工厂越来越举步维艰。2004年底，北京工艺美术厂因为连年亏损而宣布破产。在决定破产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张同禄是技术干部中唯一一个没有投赞成票的。但这无济于事，他还是成了下岗工人。
作为工艺美术大师，虽然下岗了，还有国家按月发补助，不愁吃穿，但张同禄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做了一辈子的景泰蓝走向衰亡。2005年，63岁的张同禄下海了——他动用毕生积蓄，召集10多个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后失业的景泰蓝技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公司。搞设计，抓生产，跑销售，张同禄拼命忙碌，只希望这门手艺别断了香火。
这一期间，张同禄耗时两年，经过上万次的试验摸索，制作出作品“天龙八部”，抢救性地恢复了已失传200多年的铸胎技术。这套取材自佛教典籍的作品共50多个人物，每一件都经过塑形、铸造、雕錾、掐丝、点釉、烧结、磨光、镀金、宝石镶嵌等38道复杂的全手工制作工序，造型风格独特，色彩柔和典雅，釉料细腻温润。金庸看到后，忍不住赞叹“这是真正的天龙八部”，还特意为之题字“佛宝天龙八部”。他为哈尔滨火车站广场制作的一座6米高的景泰蓝“金鸡报春”雕塑，研制的特殊保护层克服了景泰蓝镀金易锈的问题，使景泰蓝第一次走出室外。
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果让张同禄感到自己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报。但说起未来景泰蓝的发展前景，他仍然忧心忡忡。
后继乏人是首要的问题。张同禄说，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后，像他这样的特级大师还好，还能继续干这个行业。可是原先厂里从事景泰蓝生产的四五百名熟练工人，破产后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十几个，剩下的只有另谋出路，甚至去扫马路或者卖白菜。经验丰富的景泰蓝技工的流失，对于这一传统工艺是致命一击。张同禄的公司能吸纳的也只有20人左右。而且，现在和他一起做景泰蓝的技师，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了，再过十几年，这些人做不动了，真正的景泰蓝也就没了。上世纪80年代时还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景泰蓝技师，现在这样的学校也没有了，只能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而收入微薄、工作辛苦，也使年轻人不愿学习这门手艺。现在开设景泰蓝工作室的大师，算上他自己，也就是区区三个而已。目前他正式收徒有10人，其中最年轻的30多岁。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同样令张同禄十分无奈。当年他开发了珐琅铂晶后，申请了国家专利，但没多久，山东的一家地方小厂就推出了仿制的珀晶制品。更令张同禄气愤不已的是，某杂志刊登 文章，说是北京密云的一个农民发明了这项工艺。张同禄抱着“男秋菊”打官司的态度把对方告上了法庭。经过张同禄当场鉴定，假铂晶用的釉料是大理石粉，工艺是嵌丝而非掐丝。但对方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农民，张同禄提出的25万元的侵权费最终减到了6000元，仅够诉讼费。这样的结果让张同禄几乎不敢再推出新发明。景泰蓝属于纯手工产品，每一步都不能有差错。尤其是点蓝环节，不同的艺术水准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好的景泰蓝作品整体创意格调高雅，造型端庄，色彩搭配养眼。如今生产景泰蓝的厂家多如牛毛，其中很多是农村简易的手工作坊。由于参与人多并使用机器制造，大量的假冒伪劣景泰蓝制品流入市场，直接后果就是把昔日高贵典雅的宫廷艺术景泰蓝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景泰滥”。
从景泰蓝本身来看，也是问题多多。张同禄说，原材料是影响景泰蓝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制作景泰蓝的原料，无论是颜色还是光泽度，都比明清时期的要逊色很多。原因很简单，从前为宫廷制作，可以不计成本，可以在原材料中添加金、银等贵重金属。但现在要考虑市场销路，成本太高了就没人买；同时，对制作景泰蓝新材料的研究又没有跟上，严重制约了景泰蓝的发展。张同禄介绍说，景泰蓝的釉料以法国的为最好，附着力强，效果出众。进口的釉料水洗后不会造成浪费，国产的釉料一斤洗完后只剩七两。但进口的釉料贵，一公斤500元，还必须是大量购买。国产的釉料一公斤也就几十元。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专业的景泰蓝釉料厂了，进料只好找河北一家福利工厂，每批货的颜色都不太一样，釉料革新更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现在景泰蓝仍沿用原来的技艺、材料制作，缺少新的思想意识、方式方法。对此，张同禄的观点是“守成只是一条死路，创新才有一线生机”。他把自己的公司取名叫禄颖兰釉艺工艺品有限公司，就是取“张同禄新颖景泰蓝”之意。他的目标是改变过去几十年来工艺商品的制作模式，真正把景泰蓝当作艺术品来对待，不再像以前那样批量生产，而要创新，走精品路线，创作既有新时代艺术特色又有文化内涵的高档艺术品。
算起来，1958年张同禄进北京景泰蓝厂时，年方16，到2004年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时，已是花甲老人。他亲历了景泰蓝创汇的辉煌，也目睹了产品积压在车间里生锈落灰的惨状，就像他自己所说，“看着厂生，看着厂死”。如今，虽有无限感伤，虽然明知前路维艰，他还是要为了国宝景泰蓝的传承继续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