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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7日至29日，湖北文艺评论家协会在武汉举办了“当代湖北文艺理论批评与实践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并做了主题发言。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寿登耄耋的古远清先生。他端坐在我斜对面，面庞红润，目光炯炯，双眉紧蹙，神情焦灼。挨着他的由左往右依次是张玉能、陈美兰、王先霈、於可训等老先生。对于这些老先生的著作及重要文艺理论批评思想和观点，如我等晚生后学肯定是当作教科书来拜读和学习的。至于真容，也从未奢望有机会拜会。一则很难有这样的会议，即使有也很难同去;二则南北相隔几千公里，隔山架岭，即便有心叨扰求教，吾辈又是哪边都不得门径而人的“野狐禅”，怕也绝非易事。另外，学习著作即可，若是吃蛋后好奇心作怪欲想再见鸡，弄不好会很没趣。我个人曾有过这方面不太令人愉陕的经历。那是若干年前，正在撰写《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俩拙著，有些棘手问题自己拿不准，遂冒冒失失通过某学术刊物编辑部找到居于福州、上海和北京的几位老学者联系方式，拨通电话仰慕之情还没来得及说完，对方已十分不耐烦，以听不清楚为由挂断了。有了这种尴尬，此后的日子里，我是不大会相信“蔼然仁者”这类说法的，也不大会轻易相信学术交流没有门第、等级一类谎言的。对于“名满天下”者，对于手里握有学术话语权或者位居高位者，某些文字里所宣扬的“孤独”“寂寞”，大可不必当真，那是有强烈针对性和具体诉求的，不是随便开放给哪个陌生读者，用来倾诉衷肠或疏解心中不平之气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想见，冷不丁遇见他们，心理是多么忐忑了，既欣喜又紧张。欣喜是因为亲眼看见他们有如他们的理论一样，个个精神瞾铄，健壮而旺盛;紧张的是对面矗着这些文艺理论批评大家看着你张口说话，声带多长，舌苔多厚，第一句话差不多就能听出个底朝天，不就是傻乎乎鲁班门前耍大斧吗？
还好，等落座看清对面的桌签，我便起身过去与几位老先生一一握手问候，印象深者当然是古远清先生。他礼貌地站起来听完我的自我介绍，还用语速极快的粤语与鄂语的合成话说了几句，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清楚内容，但他明白我是读过他著作的人，所以他眼神中有种期盼交流或等待反馈的东西。这种内容非常宝贵，值得永远铭记，我有这方面的体验经验。至少说明著者的姿态是低的，也表明著者并没有把自己束之高阁供人瞻仰和敬拜，珍惜读者其实也是珍惜学术成果的活性流动，这是真把学术当生命寄托的状态。相比较，那些把自己成果视为铁板钉钉，视为不刊之论，视为只可跪拜不可亵玩的人，眼睛一定是往上翻的，光彩也大概是凌人的和俯瞰式的。更让我释然的是，上午安排湖北本地学者发言，下午才是我们这些外省参会者讨论。古远清等老先生的话都很少，无非是宏观回顾与乐观展望，谦虚若此，实在出乎我意料。本打算午饭就餐时趁人多眼杂凑近套个近乎，没成想，他们发完言没等到饭点，人早已不见影儿了。
我在发言中曾提出了一个未经仔细斟酌的说法，即“鄂派”批评。此批评指受鄂地地域文化浸染而来的文风泼辣、不藏不掖的批评话语方式，以及自然而然流露的“不平则鸣一敢于说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批评精神气质。在我看来，符合这些特点的，除了后天的理论习得，还需先天的个性禀赋。可是又想，此种个人品质，放到一个牧羊人身上也成立，放到一个渔佬身上也成立，甚至放到一个地道的农民身上更加合适。这里就出现了地域优秀文化积淀与现代性文化的转化问题。在羊倌那里、渔佬那里、农民那里，“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原始朴素的审美趣味，也许还能在他们身上有所表现，这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农耕文明秩序中。但当这些个人品质直接作用于理论批评对象，恐怕有滑向自然主义的嫌疑。那么，这说法的漏洞便显而易见了。古远清先生是治文学史的大家，面对卷帙浩繁的新旧史料，就算他秉性中有鄂地自古以来的地域共性性格，恐怕也得好好收着，否则，就不是治史了。
即便如此，拜读完他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直观感觉是他肯定属于另类治史。这种另类首先表现在他对惯常文学史观的颠覆性实践上。
就像研究他的学者的说法那样，他在文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世界华文文学史及其专门文体文学史和中国港澳台文学史上所下的功夫，堪称“劳模”，其成果之多、写作量之大，至少在国内个人治文学史方面恐怕几无出其右者。虽然他撰写的单本文学史多，也杂，更不乏厚度，比如近700页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但读起来特别愉快，甚至有时感觉放不下来，非得一口气读完不可。仔细想其中原因，其实与他的史观的別样，有着重要而直接关系。
我不揣冒昧，不妨做一简单比较。就拿大多数高校现当代文学专业作为教材使用的董健、夏志清、陈思和、洪子诚、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人的文学史来说，我个人浅见，董著因成书较晚之故，汲取了陈著、洪著、丁著对作品审美分析不足的教训，加强了审美分析，但统揽来读，感觉非常烦琐冗杂，且对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评论用语显得雷同而叠床架屋;夏著古远清也评过，贡献是重新发掘出了张爱玲、钱锤书、沈从文等被忽视的作家，但不足也同样明显，古远清说审美分析时“最”字太多，这一点我同意。“最”字多，并非表明夏本人想急切地表达与大陆主流评价的对立观点，而是暴露了夏美学视野的单一，没有应有的尺寸感和层次感，这样的文学史当然是偏激的和单调的。至于陈思和著和洪子诚著，以前评论的人已经很多了，它们既是“重写文学史”的产物，也是被重写的对象。陈著因发现了“地下文学”，一白遮百丑，宕开了人们固有的正统文学阅读思维。其实整体来看，陈著对文学线索背后“史”的描述还是很粗糙，导致反映到文学中的许多关键细节，缺乏现实支撑，因而看起来“审美”是主体，实际这只是他写作出版該文学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使然，抓住或者说迎合了文学读者被裹挟其中而不自知的流行趣味。洪著好像古远清多有褒扬，这能理解，他褒扬的当然也是人们的共识，就是洪著占有资料翔实，结构驾驭也娴熟。不过，我个人觉得，作为文学史教材来读，洪著的主要局限不在史料，不在写法笔法，不在结构，而在缺乏明确而有说服力的价值判断——也许要求鲜明价值判断，并不是文学史的历史态度，但他的写作对象毕竟是已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诚如洪本人强调过的那样，说当代文学不宜人史，那么，他的文学史重头戏实际不是当下。如此来看，洪先生恐怕有自我解脱之嫌了。后来我还读过洪先生许多著述，这感觉其实始终未变，就是很少判断，总是显得很复杂很暖昧的样子。如果他是正在伺机上升的青年学者，倒也罢了，可是他毕竟也到了说点真相的年龄，这就让人摸不透。不仅如此，据我所知，他长于占有资料，并有能把资料与具体文本分析揉得很理想的这个本事或方法论，在许多高校青年学者那里很吃香，习得的一个终端产品就是论文写作，针尖大一点事，总是旁征博引，就是迟迟不得出明确结论，大概觉得那样写文章才够学术吧！丁著2004年初版时叫《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016年修订版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所谓“新”，不过补充了原著该写却没写的小说家，增加了一些新晋西部作家和评论家简评，文字的总体组织仍然是许多丁门博士团队集体所为，过多纠缠于“西部”特色的具体文本分析，每章独立看接近学术研究，可整体“史”的意味却被冲淡了。 以上简单比较可知，这些通行文学史在历史分期、史料占有以及不同命名总结上，是有区別的，但根本的史观却基本一致。古远清写了那么多文学史，按理说，读起来很难有新鲜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非但不枯燥，反而很吸引人，盖因他的文学史能从整体上刷新读者的知识库存和记忆惯性。当然，这里不便详细举例，只说我的感知印象。首先是他能激活他占有的史料，就像他经常强调的那样，面对的是死人，但可以通过死人性情中的另一面细节使死人变得更有趣、更丰富。这里就涉及“正史”与“野史”、“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诸因素之间的互证与取舍本领了。前述几种史著之所以给人暖昧、模糊甚至无力感，原因就在于它们太注重所谓“多元”，以至于突显的“多元”淹没了撰者的主体性判断。古远清的中国大陆文学理论批评史也罢，世界华文文学诸史也罢，犹如观瞻一棵茂盛大树，虽枝繁叶茂，但走近了看，主杆依然挺拔不被浓得化不开的叶片和密不透风的毛枝所取代。这个主杆就是他的主张和思想，它从史料堆里爬出来，又明明暗暗蛰伏在关键位置，伺机而动，或露头脚，或留有显著的一斑半纹。所以如此，他的文学史通常能自觉打通“以史代述”和“以论代史”的界线，“辩驳”“辩难”“辩论”及其话语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了他文学史结构形态和内容主体。“辩”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它的前身是不是要追究到“春秋笔法”，我不得而知;是不是有违治史的规程，我亦未曾考究过。但作为读者，喜欢读古远清的文学史，其重要一点就因为他的文学史观正合我意，该挑明的挑明，该辩论的辩论，该杂花生树中撮其要者就力图把它撮出来，只不过在这整个话语运行过程中，以史事和事实为根据，以讲理而不是诡辩为主就行了，哪用得着前怕狼后怕虎，最后落得个黏黏糊糊下场。当然，谈到文学史观，势必会牵扯到文化传统主义还是文化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历史虚无主义，等等。依我看，古远清是不是自觉的现代性学者，可能需要专文论述，但他绝不是文化传统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或历史虚无主义者，这是肯定的。逻辑上倒推他的文学史撰写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既然注重“辩”，辩的最终目的是寻求真相。文化现代性探讨的核心任务乃人的觉醒程度或不觉醒程度，那么，史料和事实中的作家、批评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掩饰其政治立场，不拔高其美学境界，还其文学话语和批评理论包围下的本来面目，以为历史镜鉴，这就已经接近现代性思想了。从这一点看，古远清的做法，便与那些为“现代性”而“现代性”，故意篡改、误读材料，本着彰显所谓丰富与复杂区別开来了;也与为“理解的同情”而“同情地理解”，以致以特殊环境、体制制度为由头，将论述终结于特殊环境和体制制度而不是从特殊环境和体制制度开始的“史论”，有着本质不同。
所以夸张一点说，古远清的多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是我读到的最感痛快和最感有意思的史论。痛快和有意思，指的是他“抉心以自食”的强度感染力和快刀斩乱麻的利索。前者因完全燃烧进自己而倍增“带人感”，后者把乱麻整理成条分缕析的织品而使理性审美变成力量。
自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仅仅有自己的史观，恐怕还不全够。这就是我想要谈的古远清史著的另一另类特点，即语感问题。其实作为教材使用和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能不能有兴趣读下去始终是其成败的致命环节。我读过且印象至深的中国或国外汉学相关专业史论其实不多，现在不假思索一下子能叫上名字的不过几册而已。社会学史著“‘断裂’三部曲”（孙立平）、“明清以来的乡村经济变迁”三部曲（黄宗智）、“新乡土中国”（贺雪峰）等;思想文化史著，“中国思想史传统及现代性变迁、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余英时）、“思想史论”三部曲（李泽厚）、“新批判主义”（邓晓芒）、“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论”（张灏）、“文化与中国转型”（袁伟时）、“中国思想史”（葛兆光）等;历史史论，“大历史及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延安历史”（高华）、“倒转红轮”（金雁）等;文学史类如“心灵的探寻”（钱理群）、“典型文坛”系列（李洁非）、“文学与文化三论”（邓晓芒）、“重估俄苏文学”（李建军）等。之所以对它们还记忆犹新，是因为它们的特殊语感吸引了我。现在在文学及理论批评史方面还要加上古远清的著作，能强烈感觉得到，他的史论写作充满着诉求、对话、求证的愿望，这是有別于人们接受惯性的特有的“古式”泼辣学术话语，他几乎所有史论都可以当作杂文创作来读，这很配“耄耋”二字。
上面提到的史观呈现上的“辩”，体现的是他把玩史料的游刃有余;语感上的“泼辣”，则表现的是他拿捏文本及其结构的成熟老到。读者——接受美学久矣复远去了，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热闹一时，也因此促生了不少可读耐读的学术著述，可是现如今悄然间取而代之的却是文本细读。表面看，二者好像都以亲近读者为写作终极目的，细想，其实不然。读者接受美学不单是分析小说的方法，它还是写作文学史的基本理念。对西方文艺思潮做过深入研究的乐黛云有一个总结非常有启发性，她在梳理接受美学对文学本体论的革新贡献时指出，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文学就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的想象，使他们体认到“对象之直接感知所无法呈现的那些方面”的一种框架。文学价值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基域”，“内基域”就是作者并未写在字面上，但却可以提供读者再创造的潜在可能性;创作过程不再是仅仅决定于作者的精神活动，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受着读者的“期待视野”所制约，创作过程本身包含着接受过程;文学史不再是单纯的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作品被接受的历史。相比较，文本细读除了对文本对作者的认真，其对细节、情节、故事乃至叙事、叙述的碎尸万段式解剖，实在很容易导向强奸读者乃至深陷自说自话的泥淖。古远清自己再三强调的是他史著寫作中的史料甄別和史事考古，这是对的，但我从其泼辣话语风格感受到的却是其对“内基域”的大胆掘进，对读者“期待视野”的超脱自我经验的呵护与完善。
眼里有读者，有读者接受的感受体悟做支撑，再加上毫无保留的价值判断，如此而生成的史论，其实庶几接近热奈特意义的历史，究其本质而言是叙事的结果的思想。
作为读者的阅读行为，就像作为食客的牙床行为一样。吃好吃的鸡蛋没必要跑到鸡窝或后厨看母鸡面相或厨师的运斤如风;同样，读好读的书，关心的是书的纹理和质地，哪用得着操心作者的美丑。再说，我与古远清先生仅匆匆见过一面，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恐怕还不能在瞬间一握中如某些名家大腕那样，单凭古先生所从教的非文科高校和并非一出手就一身仙气或佛气来盖棺定论其学术命运，那是对江湖术士的预测学和阶级论身份论的基因遗传学的搬运，不是对古先生看得高于生命的学术实践的学术判断。
当然，我也能感受到古远清先生的另一不快，或者说他撰写史著时有意反其道而行之的倔强。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学界的“蔼然仁者”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孤独”“寂寞”之情状，那本来就是学界特殊传统和特殊规矩的具体化表现，不在该传统就没必要遵守该规矩。古人云，出乎其外者，拔乎其萃者，大概就指这个道理。我的鄙见，古远清史著的另类性和他本人作为文学史家的另类性，或许多半就成就于此，否则，极有可能是另一模样。
2020年3月18日于银川
还好，等落座看清对面的桌签，我便起身过去与几位老先生一一握手问候，印象深者当然是古远清先生。他礼貌地站起来听完我的自我介绍，还用语速极快的粤语与鄂语的合成话说了几句，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清楚内容，但他明白我是读过他著作的人，所以他眼神中有种期盼交流或等待反馈的东西。这种内容非常宝贵，值得永远铭记，我有这方面的体验经验。至少说明著者的姿态是低的，也表明著者并没有把自己束之高阁供人瞻仰和敬拜，珍惜读者其实也是珍惜学术成果的活性流动，这是真把学术当生命寄托的状态。相比较，那些把自己成果视为铁板钉钉，视为不刊之论，视为只可跪拜不可亵玩的人，眼睛一定是往上翻的，光彩也大概是凌人的和俯瞰式的。更让我释然的是，上午安排湖北本地学者发言，下午才是我们这些外省参会者讨论。古远清等老先生的话都很少，无非是宏观回顾与乐观展望，谦虚若此，实在出乎我意料。本打算午饭就餐时趁人多眼杂凑近套个近乎，没成想，他们发完言没等到饭点，人早已不见影儿了。
我在发言中曾提出了一个未经仔细斟酌的说法，即“鄂派”批评。此批评指受鄂地地域文化浸染而来的文风泼辣、不藏不掖的批评话语方式，以及自然而然流露的“不平则鸣一敢于说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批评精神气质。在我看来，符合这些特点的，除了后天的理论习得，还需先天的个性禀赋。可是又想，此种个人品质，放到一个牧羊人身上也成立，放到一个渔佬身上也成立，甚至放到一个地道的农民身上更加合适。这里就出现了地域优秀文化积淀与现代性文化的转化问题。在羊倌那里、渔佬那里、农民那里，“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原始朴素的审美趣味，也许还能在他们身上有所表现，这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农耕文明秩序中。但当这些个人品质直接作用于理论批评对象，恐怕有滑向自然主义的嫌疑。那么，这说法的漏洞便显而易见了。古远清先生是治文学史的大家，面对卷帙浩繁的新旧史料，就算他秉性中有鄂地自古以来的地域共性性格，恐怕也得好好收着，否则，就不是治史了。
即便如此，拜读完他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直观感觉是他肯定属于另类治史。这种另类首先表现在他对惯常文学史观的颠覆性实践上。
就像研究他的学者的说法那样，他在文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世界华文文学史及其专门文体文学史和中国港澳台文学史上所下的功夫，堪称“劳模”，其成果之多、写作量之大，至少在国内个人治文学史方面恐怕几无出其右者。虽然他撰写的单本文学史多，也杂，更不乏厚度，比如近700页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但读起来特别愉快，甚至有时感觉放不下来，非得一口气读完不可。仔细想其中原因，其实与他的史观的別样，有着重要而直接关系。
我不揣冒昧，不妨做一简单比较。就拿大多数高校现当代文学专业作为教材使用的董健、夏志清、陈思和、洪子诚、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人的文学史来说，我个人浅见，董著因成书较晚之故，汲取了陈著、洪著、丁著对作品审美分析不足的教训，加强了审美分析，但统揽来读，感觉非常烦琐冗杂，且对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评论用语显得雷同而叠床架屋;夏著古远清也评过，贡献是重新发掘出了张爱玲、钱锤书、沈从文等被忽视的作家，但不足也同样明显，古远清说审美分析时“最”字太多，这一点我同意。“最”字多，并非表明夏本人想急切地表达与大陆主流评价的对立观点，而是暴露了夏美学视野的单一，没有应有的尺寸感和层次感，这样的文学史当然是偏激的和单调的。至于陈思和著和洪子诚著，以前评论的人已经很多了，它们既是“重写文学史”的产物，也是被重写的对象。陈著因发现了“地下文学”，一白遮百丑，宕开了人们固有的正统文学阅读思维。其实整体来看，陈著对文学线索背后“史”的描述还是很粗糙，导致反映到文学中的许多关键细节，缺乏现实支撑，因而看起来“审美”是主体，实际这只是他写作出版該文学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使然，抓住或者说迎合了文学读者被裹挟其中而不自知的流行趣味。洪著好像古远清多有褒扬，这能理解，他褒扬的当然也是人们的共识，就是洪著占有资料翔实，结构驾驭也娴熟。不过，我个人觉得，作为文学史教材来读，洪著的主要局限不在史料，不在写法笔法，不在结构，而在缺乏明确而有说服力的价值判断——也许要求鲜明价值判断，并不是文学史的历史态度，但他的写作对象毕竟是已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诚如洪本人强调过的那样，说当代文学不宜人史，那么，他的文学史重头戏实际不是当下。如此来看，洪先生恐怕有自我解脱之嫌了。后来我还读过洪先生许多著述，这感觉其实始终未变，就是很少判断，总是显得很复杂很暖昧的样子。如果他是正在伺机上升的青年学者，倒也罢了，可是他毕竟也到了说点真相的年龄，这就让人摸不透。不仅如此，据我所知，他长于占有资料，并有能把资料与具体文本分析揉得很理想的这个本事或方法论，在许多高校青年学者那里很吃香，习得的一个终端产品就是论文写作，针尖大一点事，总是旁征博引，就是迟迟不得出明确结论，大概觉得那样写文章才够学术吧！丁著2004年初版时叫《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016年修订版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所谓“新”，不过补充了原著该写却没写的小说家，增加了一些新晋西部作家和评论家简评，文字的总体组织仍然是许多丁门博士团队集体所为，过多纠缠于“西部”特色的具体文本分析，每章独立看接近学术研究，可整体“史”的意味却被冲淡了。 以上简单比较可知，这些通行文学史在历史分期、史料占有以及不同命名总结上，是有区別的，但根本的史观却基本一致。古远清写了那么多文学史，按理说，读起来很难有新鲜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非但不枯燥，反而很吸引人，盖因他的文学史能从整体上刷新读者的知识库存和记忆惯性。当然，这里不便详细举例，只说我的感知印象。首先是他能激活他占有的史料，就像他经常强调的那样，面对的是死人，但可以通过死人性情中的另一面细节使死人变得更有趣、更丰富。这里就涉及“正史”与“野史”、“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诸因素之间的互证与取舍本领了。前述几种史著之所以给人暖昧、模糊甚至无力感，原因就在于它们太注重所谓“多元”，以至于突显的“多元”淹没了撰者的主体性判断。古远清的中国大陆文学理论批评史也罢，世界华文文学诸史也罢，犹如观瞻一棵茂盛大树，虽枝繁叶茂，但走近了看，主杆依然挺拔不被浓得化不开的叶片和密不透风的毛枝所取代。这个主杆就是他的主张和思想，它从史料堆里爬出来，又明明暗暗蛰伏在关键位置，伺机而动，或露头脚，或留有显著的一斑半纹。所以如此，他的文学史通常能自觉打通“以史代述”和“以论代史”的界线，“辩驳”“辩难”“辩论”及其话语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了他文学史结构形态和内容主体。“辩”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它的前身是不是要追究到“春秋笔法”，我不得而知;是不是有违治史的规程，我亦未曾考究过。但作为读者，喜欢读古远清的文学史，其重要一点就因为他的文学史观正合我意，该挑明的挑明，该辩论的辩论，该杂花生树中撮其要者就力图把它撮出来，只不过在这整个话语运行过程中，以史事和事实为根据，以讲理而不是诡辩为主就行了，哪用得着前怕狼后怕虎，最后落得个黏黏糊糊下场。当然，谈到文学史观，势必会牵扯到文化传统主义还是文化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历史虚无主义，等等。依我看，古远清是不是自觉的现代性学者，可能需要专文论述，但他绝不是文化传统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或历史虚无主义者，这是肯定的。逻辑上倒推他的文学史撰写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既然注重“辩”，辩的最终目的是寻求真相。文化现代性探讨的核心任务乃人的觉醒程度或不觉醒程度，那么，史料和事实中的作家、批评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掩饰其政治立场，不拔高其美学境界，还其文学话语和批评理论包围下的本来面目，以为历史镜鉴，这就已经接近现代性思想了。从这一点看，古远清的做法，便与那些为“现代性”而“现代性”，故意篡改、误读材料，本着彰显所谓丰富与复杂区別开来了;也与为“理解的同情”而“同情地理解”，以致以特殊环境、体制制度为由头，将论述终结于特殊环境和体制制度而不是从特殊环境和体制制度开始的“史论”，有着本质不同。
所以夸张一点说，古远清的多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是我读到的最感痛快和最感有意思的史论。痛快和有意思，指的是他“抉心以自食”的强度感染力和快刀斩乱麻的利索。前者因完全燃烧进自己而倍增“带人感”，后者把乱麻整理成条分缕析的织品而使理性审美变成力量。
自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仅仅有自己的史观，恐怕还不全够。这就是我想要谈的古远清史著的另一另类特点，即语感问题。其实作为教材使用和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能不能有兴趣读下去始终是其成败的致命环节。我读过且印象至深的中国或国外汉学相关专业史论其实不多，现在不假思索一下子能叫上名字的不过几册而已。社会学史著“‘断裂’三部曲”（孙立平）、“明清以来的乡村经济变迁”三部曲（黄宗智）、“新乡土中国”（贺雪峰）等;思想文化史著，“中国思想史传统及现代性变迁、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余英时）、“思想史论”三部曲（李泽厚）、“新批判主义”（邓晓芒）、“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论”（张灏）、“文化与中国转型”（袁伟时）、“中国思想史”（葛兆光）等;历史史论，“大历史及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延安历史”（高华）、“倒转红轮”（金雁）等;文学史类如“心灵的探寻”（钱理群）、“典型文坛”系列（李洁非）、“文学与文化三论”（邓晓芒）、“重估俄苏文学”（李建军）等。之所以对它们还记忆犹新，是因为它们的特殊语感吸引了我。现在在文学及理论批评史方面还要加上古远清的著作，能强烈感觉得到，他的史论写作充满着诉求、对话、求证的愿望，这是有別于人们接受惯性的特有的“古式”泼辣学术话语，他几乎所有史论都可以当作杂文创作来读，这很配“耄耋”二字。
上面提到的史观呈现上的“辩”，体现的是他把玩史料的游刃有余;语感上的“泼辣”，则表现的是他拿捏文本及其结构的成熟老到。读者——接受美学久矣复远去了，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热闹一时，也因此促生了不少可读耐读的学术著述，可是现如今悄然间取而代之的却是文本细读。表面看，二者好像都以亲近读者为写作终极目的，细想，其实不然。读者接受美学不单是分析小说的方法，它还是写作文学史的基本理念。对西方文艺思潮做过深入研究的乐黛云有一个总结非常有启发性，她在梳理接受美学对文学本体论的革新贡献时指出，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文学就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的想象，使他们体认到“对象之直接感知所无法呈现的那些方面”的一种框架。文学价值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基域”，“内基域”就是作者并未写在字面上，但却可以提供读者再创造的潜在可能性;创作过程不再是仅仅决定于作者的精神活动，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受着读者的“期待视野”所制约，创作过程本身包含着接受过程;文学史不再是单纯的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作品被接受的历史。相比较，文本细读除了对文本对作者的认真，其对细节、情节、故事乃至叙事、叙述的碎尸万段式解剖，实在很容易导向强奸读者乃至深陷自说自话的泥淖。古远清自己再三强调的是他史著寫作中的史料甄別和史事考古，这是对的，但我从其泼辣话语风格感受到的却是其对“内基域”的大胆掘进，对读者“期待视野”的超脱自我经验的呵护与完善。
眼里有读者，有读者接受的感受体悟做支撑，再加上毫无保留的价值判断，如此而生成的史论，其实庶几接近热奈特意义的历史，究其本质而言是叙事的结果的思想。
作为读者的阅读行为，就像作为食客的牙床行为一样。吃好吃的鸡蛋没必要跑到鸡窝或后厨看母鸡面相或厨师的运斤如风;同样，读好读的书，关心的是书的纹理和质地，哪用得着操心作者的美丑。再说，我与古远清先生仅匆匆见过一面，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恐怕还不能在瞬间一握中如某些名家大腕那样，单凭古先生所从教的非文科高校和并非一出手就一身仙气或佛气来盖棺定论其学术命运，那是对江湖术士的预测学和阶级论身份论的基因遗传学的搬运，不是对古先生看得高于生命的学术实践的学术判断。
当然，我也能感受到古远清先生的另一不快，或者说他撰写史著时有意反其道而行之的倔强。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学界的“蔼然仁者”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孤独”“寂寞”之情状，那本来就是学界特殊传统和特殊规矩的具体化表现，不在该传统就没必要遵守该规矩。古人云，出乎其外者，拔乎其萃者，大概就指这个道理。我的鄙见，古远清史著的另类性和他本人作为文学史家的另类性，或许多半就成就于此，否则，极有可能是另一模样。
2020年3月18日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