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对金元两代的通鉴学研究展开讨论。 一、在前人目录学的基础上，搜集金元两代通鉴学研究著述的书目信息，尽可能完整地提供一份金元时期关于通鉴研究的著述目录。 二、研究《通鉴》和它的作者司马光在会元时期非汉民族统治阶级内的影响，并探索北族统治背景下，《通鉴》在宫廷中的影响。 三、通过金代文人学者对《通鉴》的讨论，分析金代通鉴学的一般状况，并对金元之际流传在北方的各种《通鉴》节要本进行考释。 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通鉴胡注”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并针对陈垣先生《通鉴胡注表微》揭示的“胡注”借古喻今的宗旨进行解析，进而从舆地、职官和氏族角度揭示“通鉴胡注”的考据学贡献；同时，依靠零星的资料考察己亡佚的其它元代通鉴注释。 五、对元人研究通鉴纲目的评述。元人是相当重视《通鉴纲目》研究的，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朱子编写《纲目》的初衷，以及朱子对一字定褒贬的质疑。另外，朱子针对“蜀汉”正统性的陈述，也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成熟的。而元代南方学者大量从正统论角度研究《纲目》，多与元代围绕三史修撰的争论有关。 六、简要的结论。提出金元通鉴学研究，受到宋代通鉴学研究以及金元北族统治背景的深刻影响。那些试图以儒家政治思想影响北族统治者的原宋地文人多重视通鉴纲目类的研究，这也是出于希望确立中原儒家思想地位的愿望。同时，金元亦有不少遗民选择了不问政事的隐逸生活，例如胡三省，他们转向书斋，从事以考释历史事实为主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