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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许多人认为人类的逻辑观应该是跨文化的，也就是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逻辑观是一样的，长期以来大家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就是人们思维的内容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如何去思维，如何进行逻辑思考是不受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的。但目前许多实验结果却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逻辑思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基于这些实验与对不同地区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本文简要阐释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逻辑思维的影响。
关键词：逻辑思维 文化 归纳 因明
目前在我国的研究中，文化逻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学界对于文化逻辑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栏中输入“文化逻辑”，搜索结果显示有180多万条结果，但是经过简要的筛选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将文化逻辑的研究定位于“文化”一词中或者是有关内容只与“逻辑”相关，将文化逻辑作为真正研究内容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近代强调中国逻辑研究过程中应当关注文化的因素是学者张东荪，他在《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一文中说道：“本篇是志在提出一个新观点：即把逻辑溶在文化全体中来讲，不拿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东西。于是从逻辑讲到形而上学；又从形而上学讲到道德；又从道德讲到社会政治；把这些打成一片。”[1]他否定逻辑的普遍性并且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他认为逻辑实质上并不是独立于思想的一种存在，逻辑应该是存在于思想之内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对思想予以规范。在此基础上逻辑应该是与文化交织在一起，随着文化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逻辑中的文化因素，一味地以西方的逻辑系统来阐释所有的逻辑，无疑会限制不同地区人们的思考方式，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交流如此便捷的情况下，希望用一种共同的逻辑去理解不同地区人的逻辑思维，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文化逻辑中的逻辑并不是单单指一种逻辑思维方式，这里的逻辑并不是凌驾于思维之上的一种逻辑系统，也不是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现在我们所说的逻辑应该是存在于思维之内的东西，是人们脑海里的思维。只把逻辑限定在逻辑的思维规律这个范围内太过于狭隘，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不同文化影响下人们的逻辑思维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的。
一、文化因素对逻辑思维的影响
语言和思维形成文化，文化反过来影响逻辑思维，这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逻辑对比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论证。文化逻辑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每个地区之间都可以找到很明显的差异，就如同中国每个民族之间的逻辑思维都是不尽相同的，都受其文化的影响。
逻辑思维受文化的影响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就是中国的逻辑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而中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而西方的地域特点决定他们的文化是不同于東方的游牧文化。人类不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所养成的生活习惯的不同，而生活习惯会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加深以及随着物质生活的优越随之产生的精神需求的升华从而将习惯慢慢转化为文化。在农耕社会形成后，因为土地的固定存在以及劳动力的原因，逐渐形成了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的大都是血缘相近的群居家庭，因此中国历史上并不会提倡以个人为本位，反而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从整体出发。而西方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能走与农耕文明不同的游牧文明，由于环境的因素导致固定土地上的能量并不足以养活整个家族的人，这就导致其家庭的分化，这种家庭的分化在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与中国的家族聚居不同，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仍然提倡成人之后家长就不再负有供养的责任，就需要成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样就导致了大部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习惯倾向于更加理性的去分析所遇到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像中国的家庭文化那样讲求传承。不同的文明特点也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逻辑思维特点，这种不同在很早就有体现。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强调他所追的最高的美德就是“善”，而善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是单指一种特有的美德，特有的美德比如说能够善于治国、善于治家都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的美德是一个类概念，在苏格拉底看来最高的美德即善并非指某一种具体的善行，而是一类事物或者行为的统称。苏格拉底是以不断的论辩的形式来引导人们对一类事物或者行为做出一个定义。他认为这才是凭借人们的理智所作出的判断，而不是只凭直觉式的感觉做出的臆断。这种理性主义显现出的是一种真理的逻辑，和我们中国人常常遵循的情理逻辑思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渊源。与苏格拉底的真理性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开启了中国伦理先河的孔子，而在他的思想中与苏格拉底阐释的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对“仁”的描述。苏格拉底阐释的“善”是通过不停的追问与论辩然后才得出的“善”的定义，这是通过理智所作出的阐释，而孔子对“仁”的阐释与此不同，孔子对于“仁”的阐释是通过对情感的剖析来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他所认为的道德规范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美德，孔子阐述的道德规范都是从情感因素出发。他认为“仁”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与苏格拉底的强调的理智相比，孔子更强调体悟。他阐释的“仁”体现的是一种情理逻辑，强调以情出发，希望人们能够以己度人，达到一种通感式的道德境界。
从苏格拉底跟孔子对于道德不同的阐释方式可以看出西方人追寻的是事物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归属于事物本身的东西，他认为人只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认识事物，而不是随意的为事物下定义，以自己的思维去界定事物。苏格拉底认为用自己的理解去界定事物并不能够真正认识到事物本身，自身的理解只能是对事物的表象的认识。不能说明事物的实质。而在孔子的思想中，人伦关系才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没有人伦整个社会便无法继续发展。维系人伦关系的纽带又是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就成了维系整个宗法社会的根基。而在这其中彰显出的情理逻辑更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在中国的历史乃至现在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并不是靠律法的强制约束，而是靠道德或者感情的制约。虽然现代社会更加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但是仍有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道德的因素。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也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因素潜移默化造成的结果。这种影响使我们不会去追求事物的本来属性，而是去追寻事物的应然状态。我们不擅长探索宇宙万物的生灭，更倾向于道德实践。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还体现为在中国的逻辑中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及其以后的论证中都没有抽象符号的出现，我们更擅长的是用文字去说明，而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抽象符号，他们善于用抽象符号去代表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更注重意向性，更擅长归纳总结，而西方人注重理性，更善于分析演绎的特征。 二、布卢姆实验
布卢姆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以反事实条件句诶前提的，这个实验是让人们考虑下面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圆都是大的，
并且这个小三角形是圆，
那么，这个小三角形是大的吗？
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三段论格式的完整的三段论，它的兩个前提都是反事实条件句，但是它的推理形式又是完全正确的，它是三段论第一格的AAA式。布卢姆做的这个实验选择了115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以及176名说汉语的被试者。实验结果出来之后两种被试者的回答统计结果差异非常明显。在115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中，有83%的人回答“是”，他们认为这个推理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176名说汉语的被试者中，只有25%的人回答“是”，其他人的回答都是“不是”或者“不能确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当然，这个三角形应该是大的，这太容易了。”而说汉语的人的解释是：“所有的圆怎么可能是大的？三角形怎么可能是圆的？”
在这个实验之后布卢姆又设计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使用三个反事实条件句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形式正确的假言连锁推理，这个实验是有以下三个反事实条件句组成的：
如果狗叫就会地震，
现在狗叫了，
那么，将会发生地震。
在这个试验中，107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中有97%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推理，而103名说汉语的中国人只有6%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推理，两个结果之间的差异更大。布卢姆对此的解释为，是由于语言的差异，才会导致东西方被试者对同一推理的不同程度的接受、但事实上，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的中西方逻辑思维的不同。因为对于客观的符合事实条件的语句判断实验结果表明中国与西方的被试者对此的判断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看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对于符合客观事实条件的语句的判断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无差异。
从布卢姆的实验以及进一步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是偏向于联系实践经验的，中国的逻辑思维会不自觉将所给出的前提条件带入到生活经验中，并且会用经验来判断所接触的事物，这种逻辑是与文化背景有关的，是生长环境所据决定的。布卢姆实验所给出的条件语句会限制我们的假设推理，虽然我们能够做反事实思维，但是我们的逻辑思考方式使我们一般不太习惯于做这种反事实思维。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人更注重客观性，他们只针对前提，因此他们不会受生活经验的左右，他们只会根据给出的条件语句做出判断。
三、文化影响思维在语言层面的体现
文化影响逻辑在语言的层面上也可以得到证实。中国的象形文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一组很好的对比研究对象。中国的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注重以形写意注重组合结构，也注重整体性。而西方的拼音文字是表音文字，西方单词的字母组合是无规则的，西方拼音文字的字母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中国的象形文字每一偏旁部首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目前大陆使用的大多数是简化汉字，特征并不明显，但是从甲骨文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的。就比如说“门”在中西方的文字表示的不同：在中国的文字中，如果教一个刚学认字的儿童指着这个字告诉他这是“门”，然后将这个字与现实中的门联系起来，将实物的门向这个学认字的儿童展示，他会很容易的知道这个字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形象，门这个字与真实的门是很相似的。但是英语中的门却只是一个由拼音字母组成的单词door，儿童无法将其与实物相联系。他们看到单词的第一反应只可能是字母的排列组合，只有通过抽象出门这个概念，才能在儿童的脑海中形成关于门这个单词的形象，这是经过二次加工的，而汉字中的“门”是可以直接通过字表示出来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归纳能力与溯因推理的能力比较强。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人的演绎推理能力比较弱。与东方逻辑思维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注重科学、理性的西方逻辑思维。西方的逻辑思维重视分析、实证。因为他们善于借助逻辑符号系统，擅长于演绎推理的方法。更进一步地说就是东方人更注重形象思维，善于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具备更强的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属性的能力，因此中国人有较强的统摄整体问题的能力，能领悟事物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辩证的、内在的有机联系。而西方人更擅长抽象思维，他们善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具备更强的把某一组成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能力。因此西方人有较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他们善于把某些组成部分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在具体环境中加以解决。
四、结语
研究文化逻辑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目前文化对于逻辑的渗透及影响，同时也使人们明确文化逻辑在我们与人交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逻辑的研究也能够对世界各地区不同逻辑的研究有所帮助，每个地区逻辑思维的研究都应该立足于当地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当地历史，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积淀，从而构成这个地区的地区特色及特有的生活方式。
所有在当地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逻辑思维其实并没有文化认知上的优劣，它们反而是地区或者民族特有的民族特色。人类文化会随着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认知方式所变化，但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认知与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孕育出有着不同思维方式的人，这种不同并不会有优劣与贵贱之分，只有在深入理解当地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去揣摩当地的逻辑思维，才能更好地融入到这个地方，从而被这个地方所接纳，真正理解这个地方的逻辑思维特点。这也是研究文化对于逻辑思维影响的价值所在，对逻辑学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汝伦，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420
[2] 蔡曙山.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93.
[3] 崔清田.关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由中西文化交汇引发的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5-27.
关键词：逻辑思维 文化 归纳 因明
目前在我国的研究中，文化逻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学界对于文化逻辑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栏中输入“文化逻辑”，搜索结果显示有180多万条结果，但是经过简要的筛选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将文化逻辑的研究定位于“文化”一词中或者是有关内容只与“逻辑”相关，将文化逻辑作为真正研究内容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近代强调中国逻辑研究过程中应当关注文化的因素是学者张东荪，他在《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一文中说道：“本篇是志在提出一个新观点：即把逻辑溶在文化全体中来讲，不拿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东西。于是从逻辑讲到形而上学；又从形而上学讲到道德；又从道德讲到社会政治；把这些打成一片。”[1]他否定逻辑的普遍性并且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他认为逻辑实质上并不是独立于思想的一种存在，逻辑应该是存在于思想之内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对思想予以规范。在此基础上逻辑应该是与文化交织在一起，随着文化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逻辑中的文化因素，一味地以西方的逻辑系统来阐释所有的逻辑，无疑会限制不同地区人们的思考方式，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交流如此便捷的情况下，希望用一种共同的逻辑去理解不同地区人的逻辑思维，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文化逻辑中的逻辑并不是单单指一种逻辑思维方式，这里的逻辑并不是凌驾于思维之上的一种逻辑系统，也不是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现在我们所说的逻辑应该是存在于思维之内的东西，是人们脑海里的思维。只把逻辑限定在逻辑的思维规律这个范围内太过于狭隘，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不同文化影响下人们的逻辑思维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的。
一、文化因素对逻辑思维的影响
语言和思维形成文化，文化反过来影响逻辑思维，这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逻辑对比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论证。文化逻辑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每个地区之间都可以找到很明显的差异，就如同中国每个民族之间的逻辑思维都是不尽相同的，都受其文化的影响。
逻辑思维受文化的影响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就是中国的逻辑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而中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而西方的地域特点决定他们的文化是不同于東方的游牧文化。人类不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所养成的生活习惯的不同，而生活习惯会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加深以及随着物质生活的优越随之产生的精神需求的升华从而将习惯慢慢转化为文化。在农耕社会形成后，因为土地的固定存在以及劳动力的原因，逐渐形成了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的大都是血缘相近的群居家庭，因此中国历史上并不会提倡以个人为本位，反而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从整体出发。而西方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能走与农耕文明不同的游牧文明，由于环境的因素导致固定土地上的能量并不足以养活整个家族的人，这就导致其家庭的分化，这种家庭的分化在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与中国的家族聚居不同，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仍然提倡成人之后家长就不再负有供养的责任，就需要成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样就导致了大部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习惯倾向于更加理性的去分析所遇到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像中国的家庭文化那样讲求传承。不同的文明特点也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逻辑思维特点，这种不同在很早就有体现。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强调他所追的最高的美德就是“善”，而善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是单指一种特有的美德，特有的美德比如说能够善于治国、善于治家都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的美德是一个类概念，在苏格拉底看来最高的美德即善并非指某一种具体的善行，而是一类事物或者行为的统称。苏格拉底是以不断的论辩的形式来引导人们对一类事物或者行为做出一个定义。他认为这才是凭借人们的理智所作出的判断，而不是只凭直觉式的感觉做出的臆断。这种理性主义显现出的是一种真理的逻辑，和我们中国人常常遵循的情理逻辑思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渊源。与苏格拉底的真理性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开启了中国伦理先河的孔子，而在他的思想中与苏格拉底阐释的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对“仁”的描述。苏格拉底阐释的“善”是通过不停的追问与论辩然后才得出的“善”的定义，这是通过理智所作出的阐释，而孔子对“仁”的阐释与此不同，孔子对于“仁”的阐释是通过对情感的剖析来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他所认为的道德规范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美德，孔子阐述的道德规范都是从情感因素出发。他认为“仁”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与苏格拉底的强调的理智相比，孔子更强调体悟。他阐释的“仁”体现的是一种情理逻辑，强调以情出发，希望人们能够以己度人，达到一种通感式的道德境界。
从苏格拉底跟孔子对于道德不同的阐释方式可以看出西方人追寻的是事物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归属于事物本身的东西，他认为人只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认识事物，而不是随意的为事物下定义，以自己的思维去界定事物。苏格拉底认为用自己的理解去界定事物并不能够真正认识到事物本身，自身的理解只能是对事物的表象的认识。不能说明事物的实质。而在孔子的思想中，人伦关系才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没有人伦整个社会便无法继续发展。维系人伦关系的纽带又是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就成了维系整个宗法社会的根基。而在这其中彰显出的情理逻辑更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在中国的历史乃至现在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并不是靠律法的强制约束，而是靠道德或者感情的制约。虽然现代社会更加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但是仍有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道德的因素。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也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因素潜移默化造成的结果。这种影响使我们不会去追求事物的本来属性，而是去追寻事物的应然状态。我们不擅长探索宇宙万物的生灭，更倾向于道德实践。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还体现为在中国的逻辑中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及其以后的论证中都没有抽象符号的出现，我们更擅长的是用文字去说明，而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抽象符号，他们善于用抽象符号去代表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更注重意向性，更擅长归纳总结，而西方人注重理性，更善于分析演绎的特征。 二、布卢姆实验
布卢姆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以反事实条件句诶前提的，这个实验是让人们考虑下面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圆都是大的，
并且这个小三角形是圆，
那么，这个小三角形是大的吗？
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三段论格式的完整的三段论，它的兩个前提都是反事实条件句，但是它的推理形式又是完全正确的，它是三段论第一格的AAA式。布卢姆做的这个实验选择了115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以及176名说汉语的被试者。实验结果出来之后两种被试者的回答统计结果差异非常明显。在115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中，有83%的人回答“是”，他们认为这个推理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176名说汉语的被试者中，只有25%的人回答“是”，其他人的回答都是“不是”或者“不能确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当然，这个三角形应该是大的，这太容易了。”而说汉语的人的解释是：“所有的圆怎么可能是大的？三角形怎么可能是圆的？”
在这个实验之后布卢姆又设计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使用三个反事实条件句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形式正确的假言连锁推理，这个实验是有以下三个反事实条件句组成的：
如果狗叫就会地震，
现在狗叫了，
那么，将会发生地震。
在这个试验中，107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中有97%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推理，而103名说汉语的中国人只有6%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推理，两个结果之间的差异更大。布卢姆对此的解释为，是由于语言的差异，才会导致东西方被试者对同一推理的不同程度的接受、但事实上，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的中西方逻辑思维的不同。因为对于客观的符合事实条件的语句判断实验结果表明中国与西方的被试者对此的判断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看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对于符合客观事实条件的语句的判断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无差异。
从布卢姆的实验以及进一步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是偏向于联系实践经验的，中国的逻辑思维会不自觉将所给出的前提条件带入到生活经验中，并且会用经验来判断所接触的事物，这种逻辑是与文化背景有关的，是生长环境所据决定的。布卢姆实验所给出的条件语句会限制我们的假设推理，虽然我们能够做反事实思维，但是我们的逻辑思考方式使我们一般不太习惯于做这种反事实思维。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人更注重客观性，他们只针对前提，因此他们不会受生活经验的左右，他们只会根据给出的条件语句做出判断。
三、文化影响思维在语言层面的体现
文化影响逻辑在语言的层面上也可以得到证实。中国的象形文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一组很好的对比研究对象。中国的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注重以形写意注重组合结构，也注重整体性。而西方的拼音文字是表音文字，西方单词的字母组合是无规则的，西方拼音文字的字母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中国的象形文字每一偏旁部首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目前大陆使用的大多数是简化汉字，特征并不明显，但是从甲骨文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的。就比如说“门”在中西方的文字表示的不同：在中国的文字中，如果教一个刚学认字的儿童指着这个字告诉他这是“门”，然后将这个字与现实中的门联系起来，将实物的门向这个学认字的儿童展示，他会很容易的知道这个字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形象，门这个字与真实的门是很相似的。但是英语中的门却只是一个由拼音字母组成的单词door，儿童无法将其与实物相联系。他们看到单词的第一反应只可能是字母的排列组合，只有通过抽象出门这个概念，才能在儿童的脑海中形成关于门这个单词的形象，这是经过二次加工的，而汉字中的“门”是可以直接通过字表示出来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归纳能力与溯因推理的能力比较强。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人的演绎推理能力比较弱。与东方逻辑思维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注重科学、理性的西方逻辑思维。西方的逻辑思维重视分析、实证。因为他们善于借助逻辑符号系统，擅长于演绎推理的方法。更进一步地说就是东方人更注重形象思维，善于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具备更强的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属性的能力，因此中国人有较强的统摄整体问题的能力，能领悟事物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辩证的、内在的有机联系。而西方人更擅长抽象思维，他们善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具备更强的把某一组成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能力。因此西方人有较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他们善于把某些组成部分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在具体环境中加以解决。
四、结语
研究文化逻辑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目前文化对于逻辑的渗透及影响，同时也使人们明确文化逻辑在我们与人交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逻辑的研究也能够对世界各地区不同逻辑的研究有所帮助，每个地区逻辑思维的研究都应该立足于当地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当地历史，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积淀，从而构成这个地区的地区特色及特有的生活方式。
所有在当地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逻辑思维其实并没有文化认知上的优劣，它们反而是地区或者民族特有的民族特色。人类文化会随着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认知方式所变化，但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认知与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孕育出有着不同思维方式的人，这种不同并不会有优劣与贵贱之分，只有在深入理解当地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去揣摩当地的逻辑思维，才能更好地融入到这个地方，从而被这个地方所接纳，真正理解这个地方的逻辑思维特点。这也是研究文化对于逻辑思维影响的价值所在，对逻辑学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汝伦，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420
[2] 蔡曙山.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93.
[3] 崔清田.关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由中西文化交汇引发的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