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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好问处于医学大发展的金元时期，与李呆等名医有深交。经历亲人病逝、壬辰灾疫和自身疾病等变故，元好问逐渐重视医学，认为医是“大事”“难事”。他强调医者以仁爱为本，注重医德，提倡“不以医为治生之具”、廉洁行医卖药，赞赏不图回报医治贫者的善举，肯定积极参与抗疫救灾的官员与文人。元好问还认识到疾病与社会问题的关联，由治病引申出对治理世道人心的关注。
关键词：元好问
金元医学
李杲
元好问不是医生，如果仅仅作为普通患者，与医学能有多大关系？能有多少有价值的医学见解？长期以来，笔者与很多人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管见所及，仅有两篇相关短文”。大疫之际，每日禁足家中，心系疫情，紧盯屏幕，心绪不宁，往往夜不能寐，忽然想起元好问也曾经历过疫情。那是在天兴元年（壬辰年，1232），金王朝首都汴京被蒙古兵包围，粮食断绝，“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元好问：《李氏脾胃论序》）两个月内死亡人数接近百万，这不是元好问的夸张。一代国医李杲身在围城中，亲眼所见，有着令人惊悚的记载：“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二三;既病而死者，睡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东垣医集·内外伤辨惑论》卷上）。《金史》卷十七有更官方的表达：“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真可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说疫气》）。经此浩劫，八朝古都的开封元气大伤，元好问身处灾疫中心，目睹亲故纷纷离世，痛何言哉！痛定思痛，一定会进一步思考医药问题。在医学史上，金元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四大名医，以及河间、易水两大流派，元好问与国医李杲相处六年之久，与跟随张子和习医的麻九畴交往甚密，还与太医卢昶是姻亲，与名医周献臣、赵国器是同乡，加之他一代宗工的名声和地位，以及他自己几次大病经历，这些都为他结交医生、了解医学、思考医学提供了便利和契机。他现存的诗文中有不少涉及金元医学的文献。虽然不是医生，但记录就是态度。疫中回望遗山，对他的那些思考是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
古代医生常与巫师并称，地位低下。《后汉书》不为名医张仲景立传;《隋书·经籍志》罗列诸子十四家图书，竟然将“医方”放在最后;韩愈甚至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哎师说》）之类的话，说明当时很多所谓的“君子”不屑于与医生为伍，不愿意习医从医，尽管君子们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凡胎，无一例外都会头疼脑热。到了宋辽金时期，这种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新唐书》依旧不为名醫王冰立传。对于医学，元好问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转变。他早年忙于举业和文学创作，对医学缺少兴趣，不关心医学，直到他养父因为毒疮感染突然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于医药“懵然无所知”，连治疗疽病的药方都一无所知，任由庸医治疗。“为人子而不知医”，让他“惭恨人地”（《续夷坚志》卷二《背疽方二》）。这时他意识到，即使不是医生，也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后来他特别重视家藏的医学图书，从忻州南下避乱，辗转多地，都随身携带，“宝惜固护，与身存亡”（《元氏集验方序》），一直带回忻州老家。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他利用各种机会检验书中记载的药方，晚年闲居故里时，将验证有效的几十个药方汇编成《元氏集验方》，郑重其事地交给他的子侄辈，要求他们将元氏一族从北宋末年以来积累所得的这些药方传之后世。可惜这些药方未能传世，后世医书所引元好问的药方都出自他的志怪小说《续夷坚志》。对周献臣能够公开自己珍藏的药方，元好问称之为“君子”，大加赞赏：“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周氏卫生方序》）这与“君子不齿于医”的传统相反。元好问认为君子就应该要重视关乎性命的医学，旗帜鲜明地断言：“医药，大事也。”（《周氏卫生方序》）他还将医药比喻成“兵”（军队），军队能保卫国家和人民免遭杀戮，当然使用不当也能伤害他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元好问视医药为“大事”的认识，相当超前，要知道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言外之意，医仍然比各种道要低下一等，元好问的观点有助于提升医学的地位。且不说在医疗条件很不健全的古代，即使在医学非常先进的现代社会，重视医学，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对自己、对家人、对全社会都有裨益。
必须承认，古代医学比较落后，疗效有限，这是人们不太重视医学的原因之一。元好问充分认识到医学的难度。他说：“予以为，医，难事也。”他认为难处在于，一是从古代传下的医学著作十分浩繁，艰深玄奥，“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二是“药之性难穷”，使用不当，用来救死扶伤的良方反而会成了夺人性命的毒药，“人可不惧哉？”（《少林药局记》）所以，医生必须又专又恒，才能有希望治病救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对病理和药理的认知极其有限。不用说传统医学，即便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仍然有很多未知的世界，对很多疾病仍然束手无策，我们岂能无知无畏？人类在疾病面前，必须收起傲慢，心怀戒惧，不轻信谣言和神话。元好问对于神医扁鹊的种种传闻，将信将疑。“扁鹊随俗为变，过咸阳为无辜医，邯郸为带下医，洛阳为耳目痺医”，一会儿是儿科医生，一会儿是妇产科医生，一会儿是五官科医生，元好问没有轻率否定，也没有简单地信从。《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喝了上池水，三十天后就能洞见五脏六腑症结，比CT、B超还神奇，对此元好问明确判为“虚荒诞幻”。后代一些无知百姓盲目崇拜扁鹊，将他当成神来供奉祷告，甚至将庙前的香灰尘土当成可以包治百药的灵丹妙药，以为“吞之，病良愈”，元好问不禁发出长叹：“呜呼，其亦儿童剧而已矣！”（《扁鹊庙记》）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十足的儿童把戏。无独有偶，范成大出使金国途中，经过汤阴（今河南汤阴县）扁鹊墓，当地百姓也以为“墓上上可疗病”，他写诗嘲讽：“坟土尚堪充药饵，莫嗔医者例多卢。”（《扁鹊墓》）元好问与范成大异代不同时，不约而同地破除民间不懂医学的愚昧之习。时至今日，“药为难事”的认识仍不过时，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工作永远在路上。 医生，仁爱为本。元好问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盛赞李杲《脾胃论》的巨大突破，“祛干载之惑”，“仁人之意，其意博哉！”（脖氏脾胃论序》）他称赞卢昶“既以治己，又以及人”，体现了“仁者之用心”（《卢太医墓志铭》）。仁爱是医生的基本素质。在元好问所交往的医生中，很特別很难得的是周献臣。他年轻时完全是一介书生，跟随其兄长学习举业，准备参加科举，走修齐治平的老路，不巧赶上金末战乱，他便投笔从戎，居然屡立战功，“取干户封，佩金符”。在英勇杀敌的同时，他又钻研医学，凭借其医术，兼当军医，救助受伤生病的战友。战争结束后，他成功转型为一位职业医生，悬壶济世。经过曰积月累，他有了很多有效的药方，便将之汇编成《周氏卫生方》，请元好问为之作序。元好问说他既有杀伐之勇，又有“兼爱之心”，没有因为见惯了生死而漠视生命：“虽有独扫千军之勇，果非乐于战斗，以人命为轻者。”（《周氏卫生方序》）周献臣从杀人的战士转变为救人的医生，仍然能尊重生命，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之心。
既然医以仁爱为本，那么医治病人就多少具有一些公益性质。元好问初步认识到了这一点。金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益药店——寺庙药局，创始人是青州辨公禅师。元好问记载性英禅师的话，说辨公规定不许药局负责人“出于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少林药局记》），换言之，药局可以适当收费，但不能用来赢利，因为赢利会妨碍治病救人的根本之道。这就规定了寺庙药局的公益性质。少林寺之类的名刹，香火旺盛，往往有一些施主信众的善款，能够有财力在灾疫之年救助灾民，积德行善。在没有建立公立医院的小农社会，一般个体医生或私人医院很难像寺庙那样从事公益事宜，这就出现了如何处理好行善与谋生的矛盾。一般说来，医生以医治病人来维持生计、维持经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医生仅仅将治病救人当成谋生的工具，甚至追逐利益最大化，那就可能违背医者的仁爱之道，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面对无钱治病的穷人，医生是唯利是图、见死不救还是同情弱者出手相救？元好问态度明确，一再赞成医生行善，救助弱者。他赞赏李遹的父亲李拯继承家业从医，在家设置“病寮”，用来接待需要住家治疗的病人，“过客及贫无以为资者来谒医，汤剂糜粥，必躬亲之。病既平，又量为道途之费以给之”（《寄庵先生墓碑》）。李拯对无钱看病的穷人，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食宿，康复后，还资助盘缠，帮助他回家。这种慷慨真是了不起的善举。元好问还称赞张遵古大夫不计贫富，不图回报，“贫家来谒，率欣然为诊治，或资之糜粥之费，不特不责报谢而已”。张遵古不但不嫌弃贫困之人，满怀热忱地为他们免费看病，有时还能资助一些生活费。他说：“不肖于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张遵古墓碣铭》）张遵古勤勉为医，宁死都不以行医为生财之道，在物质缺乏的金元时期，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高尚！即使在今天，他的这一底线也会让那些乐于走穴、收受红包、以病养医的医生以及积极创收的医院汗颜。
元好问所赞赏的不以医为治生之具，是大多数医生难以达到的高境界。但是，在金代除了张遵古等人恪守医道之外，还真有习医的富家子弟不在乎行医所得，不会以医药来敛财。名医李杲出身富裕，“世以赀雄乡里。诸父读书，喜宾客，所居竹里，名士曰造其門”，这为他扩大视野、交结名流提供了便利。他得知张元素在燕赵一带很有名声，就不惜千金，从他习医，几年后，登堂入室，“尽传其业”。因为他有雄厚的财产实力作为后盾，宁愿去济源当个税务官，也不当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医生。但他的兴趣仍然在医学，而不在仕途。他能够凭其所好，不为钱财，潜心医学，医术精进，“见证得药，见药识证”，特別是在伤寒、气疽、眼目病等领域造诣精深。他的药方治愈了很多疑难危重病人，元好问形容“一剂之出，愈于托密友而役孝子”（《伤寒会要引》），药方比要好的朋友、孝顺的子女还好使。元好问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罗列了七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病例，来证明李杲医术的高明。笔者近日发现，《东垣试效方》卷三完整收录了一篇元好问治疗脑疽的佚文。该书为李杲的弟子罗天益（谦甫）所编纂，来源可靠。据该文，元好问曾经两次身罹恶疾，都就诊于李杲。第一次是蒙古太宗七年（1235）秋天，元好问从济南回冠氏县，“伤冷太过，气绝欲死”，幸得李杲妙手回春，得以康复。第二次是蒙古定宗三年（1248）九月十八曰，元好问在真定，脖子上长了一个毒疮，导致“脑项麻木，肿势外散，热毒掀发”，“痛大作，夜不复得寐”，二十二日先就诊两位“疡医”，医治无效，再求援于李杲，李杲给他解释原理，先艾炙，后开具一方，元好问服用两周后完全康愈。元好问感慨：“至于治效之外，乃能历数体中不言之秘，平生所见，惟明之一人而已。”可见，李杲对元好问有救命之恩，元好问以其亲身经历见证了李杲精湛的医术。李杲晚年物色接班人，面试想要跟随他习医的青年罗天益，只问了一个问题：“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砚坚：《东垣老人传》）他分明将传承医学、救死扶伤摆在谋生赚钱之上。元好问与李杲交情深厚，一定了解和认同他的这种择徒标准。
因为医生原本就是与利益高度关联的职业。一个药方，一副中药，价格究竟多少？往往没有定价。医患之间，患者属于弱势，往往任人宰割。元好问清醒地认识到从业者必须具有清廉的品德。他记载少林寺高僧东林志隆设置少林药局，确定负责人，看中了僧德、僧浃二人，就在于他们“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财”。清廉善良，不贪婪，就会客观务实，就不会故弄玄虚，骗人钱财，害人性命。元好问指出贪者为医的祸害：“贪者为之，干没而不定。治药不必皆良，蛇床而当蘼芜，荠苊而乱人参，昌阳而进豬苓，飞廉而用马蓟。”（《少林药局记》）总有人利欲熏心，以次充好，贩卖假药，谋财害命，这是行医者之大忌。
德能优秀的医生是医疗行当的主力，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特別在发生地震、水灾等自然灾难时，或者发生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政府人力物力的支持。元好问能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积极投身于赈灾抗疫中的官员，他总是能记录下来，不吝赞美之辞。皇统年间，金王朝大力兴建燕京城，由于“郡众聚居”，导致发生疫情。元好问表彰督建施工的贾洵“出己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兴定三年（1219），金王朝为了加强京城防卫，大兴土木，动用几万士兵与平民修建汴京子城，贫穷、劳累、高温、人员聚集等因素导致夏秋之间发生疫情，许多人生病，礼部尚书杨云翼掌管医药饮食部门事宜，“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去世后，元好问作诗哀悼，表彰他的济世救民之功：“留得青囊一丸药，异时犹可活斯民。”（《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体》）。真定府学教授常用晦与张子和、麻九畴等人交往密切，也懂得一些医学，便协助张子和、麻九畴，“助为发药，多所全济，病家赖焉”（《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金末山西宁化（今宁武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频年荒歉，时疫流行”，家境殷实、乐于周急的郭琩“躬自调护，多获全济”（《广威将军郭君墓表》）。没有财力直接救助百姓的麻九畴，追随张子和学医，“得其不传之妙”（《中州集》卷六《麻征君九畴》）。他协助张子和撰写《儒门事亲》一书，撰写了少量篇目，对其文字予以润色加工，大大提高了《儒门事亲》的质量。元人称“非宛丘（指张）之术，不足以称征君（指麻）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二绝”（颐斋：《儒门事亲引》）。 在古代，医疗长期属于方技范畴，矮人一等，能否提高到“道”的层面、发掘其“道”的内涵？元好问有这方面的记载和努力。他称赞太医卢昶“方伎之外，复达治心养性之妙”。从元好问征引的卢氏语录来看，卢昶强调两点治心养性之术：一是顺应自然，“人生天地中，一动一息，皆合阴阳自然之数，即非漠然无关涉者”，自然界的一切都与自己相关，人类不应该破坏自然，更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二是因果报应思想，“所为善恶，宜有神明照察之”，“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卢太医墓志铭》）。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虽然是唯心之论，但能体现出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能给善良的人们以心理安慰。与卢昶相似，礼部尚书杨云翼也由治病引发出治心之论。兴定、元光年间，他得了痛风病，好转之后，金宣宗问他治疗方法，他回答说：“无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则邪气不干，岂独治身？至于治国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朝廷、正百官，远近万民，莫不一于正矣。”（《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由治病引申到治心治国，说出一些正心、正朝廷、正百官的大道理，堪称“医谏”。元好问本人亦有类似之论。在《赠眼医武济川》诗中，他由眼疾联想到心病：“世眼纷纷眯是非，不应刮膜在金鐃。知君圣处工夫到，且道心盲作么医？”过去眼医用金鐃来刮眼膜，据说能使病眼明亮。元好问反问：不分是非的世眼如何治疗？眼盲有金錕可治，心盲有何方可医？由生理疾病转到精神疾病。元好问有时还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病症，《扁鹊庙记》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扁鹊，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结筋，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而易形矣。至于世之阴忌贼诈、贪饕攫拾、心魂斫丧、若醉若狂、懑然而不能自还者，百千为群，日相过乎前，为扁鹊者独不能随俗为变，炼精而易形，使之为平直、安舒、廉让、洁清之人乎？
据《史记·扁鹊传》，“解肌裂皮”云云是中庶子形容上古神医俞跗之语。无论是扁鹊还是俞跗，纵然有神鬼手段，可能收拾世道人心？可能将那些阴险狡诈、贪婪腐败、颠狂邪恶之徒改造成善良正直、廉洁奉公、舒坦磊落之人？元好问明知没有哪一位神医能做到，但仍然提出来，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关注。说到底，社会症结关乎每个个体的身心健康，譬如贪官执政，鱼肉百姓，会加剧贫穷，贫穷会导致疾病，倘若贪官再克扣赈灾物资，会加重疫情的流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名医张子和早有发现：“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他总结出疟疾发生率与社会治乱相关的规律，并做出精彩而深刻的阐释：“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疟气应于后;或疟气行于先，而酷政应于后。”（《儒门事亲》卷一《疟非脾寒及鬼神辨四》）疟疾如此，其他疾病大体相同。天灾与人祸往往相伴而生，互相激化;本质上天灾难控，人祸能防。所以，名医惠及的只是有限的患者，而仁君及其各级官吏能够造福普罗大众。君主以及各级政府、官吏担负着社会清明、百姓健康的重任。医学进入20世纪之后，飞速发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越来越现代化，元好问所说的“阴忌贼诈”等社会顽症是否得到圆满的解决？某种程度上，社会问题治理比疾病救治更为重要，更加道阻且长！
放眼金代文人，除了职业医生以及习医的文人麻九畴之外，元好问比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更加关注医学，与医生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为名医李杲两部著作写序，为周献臣的药方集写序，为太医卢昶撰写墓志铭，为公益性质的少林寺药店写记，为同乡赵国器所建造的三皇庙撰文，为普通乡豪张乙修缮的扁鹊庙撰文，赠诗给眼医武济川，等等，既保存了相关文献，为后人研究金元医学提供了便利，又是对他们的肯定和支持，更是对金元医药事业的宣传。在这些文献中含有元好問本人的诸多思考。尽管他的这些思考谈不上完整系统，但仍然能看出他尊重医生、重视医学、注重医德、关心社会因素等医学思想，特別是“不以医为治生之具”的观念，由疾病究及世道人心的指向，不仅在当时具有引领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元好问不可能跳出传统医学的时代背景，他的医学认识不可能没有局限。譬如在他所记载的“神人方”中出现童子尿浸泡药材的“阿魏散”：“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药，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为三服以进。”（《续夷坚志》卷二）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须为遗山讳，也不必用轻薄地嘲笑他愚昧无知，要知道童子尿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是中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不是还有童子尿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吗？不是还有人津津有味地品尝百种病毒的宿主蝙蝠吗？喝蝙蝠汤比起喝童子尿来，即使不是更加愚昧，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关键词：元好问
金元医学
李杲
元好问不是医生，如果仅仅作为普通患者，与医学能有多大关系？能有多少有价值的医学见解？长期以来，笔者与很多人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管见所及，仅有两篇相关短文”。大疫之际，每日禁足家中，心系疫情，紧盯屏幕，心绪不宁，往往夜不能寐，忽然想起元好问也曾经历过疫情。那是在天兴元年（壬辰年，1232），金王朝首都汴京被蒙古兵包围，粮食断绝，“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元好问：《李氏脾胃论序》）两个月内死亡人数接近百万，这不是元好问的夸张。一代国医李杲身在围城中，亲眼所见，有着令人惊悚的记载：“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二三;既病而死者，睡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东垣医集·内外伤辨惑论》卷上）。《金史》卷十七有更官方的表达：“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真可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说疫气》）。经此浩劫，八朝古都的开封元气大伤，元好问身处灾疫中心，目睹亲故纷纷离世，痛何言哉！痛定思痛，一定会进一步思考医药问题。在医学史上，金元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四大名医，以及河间、易水两大流派，元好问与国医李杲相处六年之久，与跟随张子和习医的麻九畴交往甚密，还与太医卢昶是姻亲，与名医周献臣、赵国器是同乡，加之他一代宗工的名声和地位，以及他自己几次大病经历，这些都为他结交医生、了解医学、思考医学提供了便利和契机。他现存的诗文中有不少涉及金元医学的文献。虽然不是医生，但记录就是态度。疫中回望遗山，对他的那些思考是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
古代医生常与巫师并称，地位低下。《后汉书》不为名医张仲景立传;《隋书·经籍志》罗列诸子十四家图书，竟然将“医方”放在最后;韩愈甚至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哎师说》）之类的话，说明当时很多所谓的“君子”不屑于与医生为伍，不愿意习医从医，尽管君子们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凡胎，无一例外都会头疼脑热。到了宋辽金时期，这种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新唐书》依旧不为名醫王冰立传。对于医学，元好问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转变。他早年忙于举业和文学创作，对医学缺少兴趣，不关心医学，直到他养父因为毒疮感染突然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于医药“懵然无所知”，连治疗疽病的药方都一无所知，任由庸医治疗。“为人子而不知医”，让他“惭恨人地”（《续夷坚志》卷二《背疽方二》）。这时他意识到，即使不是医生，也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后来他特别重视家藏的医学图书，从忻州南下避乱，辗转多地，都随身携带，“宝惜固护，与身存亡”（《元氏集验方序》），一直带回忻州老家。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他利用各种机会检验书中记载的药方，晚年闲居故里时，将验证有效的几十个药方汇编成《元氏集验方》，郑重其事地交给他的子侄辈，要求他们将元氏一族从北宋末年以来积累所得的这些药方传之后世。可惜这些药方未能传世，后世医书所引元好问的药方都出自他的志怪小说《续夷坚志》。对周献臣能够公开自己珍藏的药方，元好问称之为“君子”，大加赞赏：“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周氏卫生方序》）这与“君子不齿于医”的传统相反。元好问认为君子就应该要重视关乎性命的医学，旗帜鲜明地断言：“医药，大事也。”（《周氏卫生方序》）他还将医药比喻成“兵”（军队），军队能保卫国家和人民免遭杀戮，当然使用不当也能伤害他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元好问视医药为“大事”的认识，相当超前，要知道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言外之意，医仍然比各种道要低下一等，元好问的观点有助于提升医学的地位。且不说在医疗条件很不健全的古代，即使在医学非常先进的现代社会，重视医学，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对自己、对家人、对全社会都有裨益。
必须承认，古代医学比较落后，疗效有限，这是人们不太重视医学的原因之一。元好问充分认识到医学的难度。他说：“予以为，医，难事也。”他认为难处在于，一是从古代传下的医学著作十分浩繁，艰深玄奥，“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二是“药之性难穷”，使用不当，用来救死扶伤的良方反而会成了夺人性命的毒药，“人可不惧哉？”（《少林药局记》）所以，医生必须又专又恒，才能有希望治病救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对病理和药理的认知极其有限。不用说传统医学，即便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仍然有很多未知的世界，对很多疾病仍然束手无策，我们岂能无知无畏？人类在疾病面前，必须收起傲慢，心怀戒惧，不轻信谣言和神话。元好问对于神医扁鹊的种种传闻，将信将疑。“扁鹊随俗为变，过咸阳为无辜医，邯郸为带下医，洛阳为耳目痺医”，一会儿是儿科医生，一会儿是妇产科医生，一会儿是五官科医生，元好问没有轻率否定，也没有简单地信从。《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喝了上池水，三十天后就能洞见五脏六腑症结，比CT、B超还神奇，对此元好问明确判为“虚荒诞幻”。后代一些无知百姓盲目崇拜扁鹊，将他当成神来供奉祷告，甚至将庙前的香灰尘土当成可以包治百药的灵丹妙药，以为“吞之，病良愈”，元好问不禁发出长叹：“呜呼，其亦儿童剧而已矣！”（《扁鹊庙记》）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十足的儿童把戏。无独有偶，范成大出使金国途中，经过汤阴（今河南汤阴县）扁鹊墓，当地百姓也以为“墓上上可疗病”，他写诗嘲讽：“坟土尚堪充药饵，莫嗔医者例多卢。”（《扁鹊墓》）元好问与范成大异代不同时，不约而同地破除民间不懂医学的愚昧之习。时至今日，“药为难事”的认识仍不过时，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工作永远在路上。 医生，仁爱为本。元好问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盛赞李杲《脾胃论》的巨大突破，“祛干载之惑”，“仁人之意，其意博哉！”（脖氏脾胃论序》）他称赞卢昶“既以治己，又以及人”，体现了“仁者之用心”（《卢太医墓志铭》）。仁爱是医生的基本素质。在元好问所交往的医生中，很特別很难得的是周献臣。他年轻时完全是一介书生，跟随其兄长学习举业，准备参加科举，走修齐治平的老路，不巧赶上金末战乱，他便投笔从戎，居然屡立战功，“取干户封，佩金符”。在英勇杀敌的同时，他又钻研医学，凭借其医术，兼当军医，救助受伤生病的战友。战争结束后，他成功转型为一位职业医生，悬壶济世。经过曰积月累，他有了很多有效的药方，便将之汇编成《周氏卫生方》，请元好问为之作序。元好问说他既有杀伐之勇，又有“兼爱之心”，没有因为见惯了生死而漠视生命：“虽有独扫千军之勇，果非乐于战斗，以人命为轻者。”（《周氏卫生方序》）周献臣从杀人的战士转变为救人的医生，仍然能尊重生命，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之心。
既然医以仁爱为本，那么医治病人就多少具有一些公益性质。元好问初步认识到了这一点。金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益药店——寺庙药局，创始人是青州辨公禅师。元好问记载性英禅师的话，说辨公规定不许药局负责人“出于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少林药局记》），换言之，药局可以适当收费，但不能用来赢利，因为赢利会妨碍治病救人的根本之道。这就规定了寺庙药局的公益性质。少林寺之类的名刹，香火旺盛，往往有一些施主信众的善款，能够有财力在灾疫之年救助灾民，积德行善。在没有建立公立医院的小农社会，一般个体医生或私人医院很难像寺庙那样从事公益事宜，这就出现了如何处理好行善与谋生的矛盾。一般说来，医生以医治病人来维持生计、维持经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医生仅仅将治病救人当成谋生的工具，甚至追逐利益最大化，那就可能违背医者的仁爱之道，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面对无钱治病的穷人，医生是唯利是图、见死不救还是同情弱者出手相救？元好问态度明确，一再赞成医生行善，救助弱者。他赞赏李遹的父亲李拯继承家业从医，在家设置“病寮”，用来接待需要住家治疗的病人，“过客及贫无以为资者来谒医，汤剂糜粥，必躬亲之。病既平，又量为道途之费以给之”（《寄庵先生墓碑》）。李拯对无钱看病的穷人，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食宿，康复后，还资助盘缠，帮助他回家。这种慷慨真是了不起的善举。元好问还称赞张遵古大夫不计贫富，不图回报，“贫家来谒，率欣然为诊治，或资之糜粥之费，不特不责报谢而已”。张遵古不但不嫌弃贫困之人，满怀热忱地为他们免费看病，有时还能资助一些生活费。他说：“不肖于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张遵古墓碣铭》）张遵古勤勉为医，宁死都不以行医为生财之道，在物质缺乏的金元时期，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高尚！即使在今天，他的这一底线也会让那些乐于走穴、收受红包、以病养医的医生以及积极创收的医院汗颜。
元好问所赞赏的不以医为治生之具，是大多数医生难以达到的高境界。但是，在金代除了张遵古等人恪守医道之外，还真有习医的富家子弟不在乎行医所得，不会以医药来敛财。名医李杲出身富裕，“世以赀雄乡里。诸父读书，喜宾客，所居竹里，名士曰造其門”，这为他扩大视野、交结名流提供了便利。他得知张元素在燕赵一带很有名声，就不惜千金，从他习医，几年后，登堂入室，“尽传其业”。因为他有雄厚的财产实力作为后盾，宁愿去济源当个税务官，也不当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医生。但他的兴趣仍然在医学，而不在仕途。他能够凭其所好，不为钱财，潜心医学，医术精进，“见证得药，见药识证”，特別是在伤寒、气疽、眼目病等领域造诣精深。他的药方治愈了很多疑难危重病人，元好问形容“一剂之出，愈于托密友而役孝子”（《伤寒会要引》），药方比要好的朋友、孝顺的子女还好使。元好问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罗列了七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病例，来证明李杲医术的高明。笔者近日发现，《东垣试效方》卷三完整收录了一篇元好问治疗脑疽的佚文。该书为李杲的弟子罗天益（谦甫）所编纂，来源可靠。据该文，元好问曾经两次身罹恶疾，都就诊于李杲。第一次是蒙古太宗七年（1235）秋天，元好问从济南回冠氏县，“伤冷太过，气绝欲死”，幸得李杲妙手回春，得以康复。第二次是蒙古定宗三年（1248）九月十八曰，元好问在真定，脖子上长了一个毒疮，导致“脑项麻木，肿势外散，热毒掀发”，“痛大作，夜不复得寐”，二十二日先就诊两位“疡医”，医治无效，再求援于李杲，李杲给他解释原理，先艾炙，后开具一方，元好问服用两周后完全康愈。元好问感慨：“至于治效之外，乃能历数体中不言之秘，平生所见，惟明之一人而已。”可见，李杲对元好问有救命之恩，元好问以其亲身经历见证了李杲精湛的医术。李杲晚年物色接班人，面试想要跟随他习医的青年罗天益，只问了一个问题：“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砚坚：《东垣老人传》）他分明将传承医学、救死扶伤摆在谋生赚钱之上。元好问与李杲交情深厚，一定了解和认同他的这种择徒标准。
因为医生原本就是与利益高度关联的职业。一个药方，一副中药，价格究竟多少？往往没有定价。医患之间，患者属于弱势，往往任人宰割。元好问清醒地认识到从业者必须具有清廉的品德。他记载少林寺高僧东林志隆设置少林药局，确定负责人，看中了僧德、僧浃二人，就在于他们“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财”。清廉善良，不贪婪，就会客观务实，就不会故弄玄虚，骗人钱财，害人性命。元好问指出贪者为医的祸害：“贪者为之，干没而不定。治药不必皆良，蛇床而当蘼芜，荠苊而乱人参，昌阳而进豬苓，飞廉而用马蓟。”（《少林药局记》）总有人利欲熏心，以次充好，贩卖假药，谋财害命，这是行医者之大忌。
德能优秀的医生是医疗行当的主力，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特別在发生地震、水灾等自然灾难时，或者发生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政府人力物力的支持。元好问能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积极投身于赈灾抗疫中的官员，他总是能记录下来，不吝赞美之辞。皇统年间，金王朝大力兴建燕京城，由于“郡众聚居”，导致发生疫情。元好问表彰督建施工的贾洵“出己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兴定三年（1219），金王朝为了加强京城防卫，大兴土木，动用几万士兵与平民修建汴京子城，贫穷、劳累、高温、人员聚集等因素导致夏秋之间发生疫情，许多人生病，礼部尚书杨云翼掌管医药饮食部门事宜，“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去世后，元好问作诗哀悼，表彰他的济世救民之功：“留得青囊一丸药，异时犹可活斯民。”（《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体》）。真定府学教授常用晦与张子和、麻九畴等人交往密切，也懂得一些医学，便协助张子和、麻九畴，“助为发药，多所全济，病家赖焉”（《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金末山西宁化（今宁武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频年荒歉，时疫流行”，家境殷实、乐于周急的郭琩“躬自调护，多获全济”（《广威将军郭君墓表》）。没有财力直接救助百姓的麻九畴，追随张子和学医，“得其不传之妙”（《中州集》卷六《麻征君九畴》）。他协助张子和撰写《儒门事亲》一书，撰写了少量篇目，对其文字予以润色加工，大大提高了《儒门事亲》的质量。元人称“非宛丘（指张）之术，不足以称征君（指麻）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二绝”（颐斋：《儒门事亲引》）。 在古代，医疗长期属于方技范畴，矮人一等，能否提高到“道”的层面、发掘其“道”的内涵？元好问有这方面的记载和努力。他称赞太医卢昶“方伎之外，复达治心养性之妙”。从元好问征引的卢氏语录来看，卢昶强调两点治心养性之术：一是顺应自然，“人生天地中，一动一息，皆合阴阳自然之数，即非漠然无关涉者”，自然界的一切都与自己相关，人类不应该破坏自然，更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二是因果报应思想，“所为善恶，宜有神明照察之”，“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卢太医墓志铭》）。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虽然是唯心之论，但能体现出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能给善良的人们以心理安慰。与卢昶相似，礼部尚书杨云翼也由治病引发出治心之论。兴定、元光年间，他得了痛风病，好转之后，金宣宗问他治疗方法，他回答说：“无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则邪气不干，岂独治身？至于治国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朝廷、正百官，远近万民，莫不一于正矣。”（《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由治病引申到治心治国，说出一些正心、正朝廷、正百官的大道理，堪称“医谏”。元好问本人亦有类似之论。在《赠眼医武济川》诗中，他由眼疾联想到心病：“世眼纷纷眯是非，不应刮膜在金鐃。知君圣处工夫到，且道心盲作么医？”过去眼医用金鐃来刮眼膜，据说能使病眼明亮。元好问反问：不分是非的世眼如何治疗？眼盲有金錕可治，心盲有何方可医？由生理疾病转到精神疾病。元好问有时还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病症，《扁鹊庙记》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扁鹊，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结筋，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而易形矣。至于世之阴忌贼诈、贪饕攫拾、心魂斫丧、若醉若狂、懑然而不能自还者，百千为群，日相过乎前，为扁鹊者独不能随俗为变，炼精而易形，使之为平直、安舒、廉让、洁清之人乎？
据《史记·扁鹊传》，“解肌裂皮”云云是中庶子形容上古神医俞跗之语。无论是扁鹊还是俞跗，纵然有神鬼手段，可能收拾世道人心？可能将那些阴险狡诈、贪婪腐败、颠狂邪恶之徒改造成善良正直、廉洁奉公、舒坦磊落之人？元好问明知没有哪一位神医能做到，但仍然提出来，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关注。说到底，社会症结关乎每个个体的身心健康，譬如贪官执政，鱼肉百姓，会加剧贫穷，贫穷会导致疾病，倘若贪官再克扣赈灾物资，会加重疫情的流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名医张子和早有发现：“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他总结出疟疾发生率与社会治乱相关的规律，并做出精彩而深刻的阐释：“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疟气应于后;或疟气行于先，而酷政应于后。”（《儒门事亲》卷一《疟非脾寒及鬼神辨四》）疟疾如此，其他疾病大体相同。天灾与人祸往往相伴而生，互相激化;本质上天灾难控，人祸能防。所以，名医惠及的只是有限的患者，而仁君及其各级官吏能够造福普罗大众。君主以及各级政府、官吏担负着社会清明、百姓健康的重任。医学进入20世纪之后，飞速发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越来越现代化，元好问所说的“阴忌贼诈”等社会顽症是否得到圆满的解决？某种程度上，社会问题治理比疾病救治更为重要，更加道阻且长！
放眼金代文人，除了职业医生以及习医的文人麻九畴之外，元好问比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更加关注医学，与医生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为名医李杲两部著作写序，为周献臣的药方集写序，为太医卢昶撰写墓志铭，为公益性质的少林寺药店写记，为同乡赵国器所建造的三皇庙撰文，为普通乡豪张乙修缮的扁鹊庙撰文，赠诗给眼医武济川，等等，既保存了相关文献，为后人研究金元医学提供了便利，又是对他们的肯定和支持，更是对金元医药事业的宣传。在这些文献中含有元好問本人的诸多思考。尽管他的这些思考谈不上完整系统，但仍然能看出他尊重医生、重视医学、注重医德、关心社会因素等医学思想，特別是“不以医为治生之具”的观念，由疾病究及世道人心的指向，不仅在当时具有引领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元好问不可能跳出传统医学的时代背景，他的医学认识不可能没有局限。譬如在他所记载的“神人方”中出现童子尿浸泡药材的“阿魏散”：“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药，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为三服以进。”（《续夷坚志》卷二）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须为遗山讳，也不必用轻薄地嘲笑他愚昧无知，要知道童子尿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是中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不是还有童子尿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吗？不是还有人津津有味地品尝百种病毒的宿主蝙蝠吗？喝蝙蝠汤比起喝童子尿来，即使不是更加愚昧，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吧。